圣地亚哥·卡里略

圣地亚哥·卡里略于1915年1月18日出生在阿斯图里亚斯的希洪。年仅13岁时，就加入了西班牙工人社会党的青年组织，1934年，成为该组织总书记。内战期间，加入了共产党。当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在武装冲突中取得胜利后，他离开了西班牙，先后在几个国家居住，主要在法国和苏联。他的生命中几乎有40年流亡在国外。1975年佛朗哥去世后，他回到了祖国。1977年，与贝林格和马歇一起支持欧洲共产主义，拒绝斯大林主义。第二年，他公开谴责华沙条约国的军队入侵布拉格。1982年，在一次严重的选举失败后，辞去党的总书记职务。1985年，因被认为过分的温和主义而被开除出党。同年，创建了工人党，该党后来与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合并，萨帕特罗[1]邀请他加入，卡里略拒绝了，这件事发生在他为共产主义奋斗这么多年以后。

你闻到了弥漫在大气中的血腥味。这不是胡安·帕雷德斯的鲜血（他又名脱西基），他是高唱着《巴斯克土地上的战士》之歌，面对着米格尔兄弟，在巴塞罗那的一座墓地上被枪决的。也不是安赫尔·奥泰吉的鲜血，他是在孤独无伴中度过了一夜之后，在未能等到同他的一位远亲和朋友告别的情况下（他的朋友没有得到通知），在布尔戈斯某个无人知晓的地方被枪决的。也不是拉蒙·加西亚·桑斯、何塞·桑切斯·布拉沃和乌韦尔托·巴埃纳的鲜血，他们被处死在马德里的奥约·德曼萨纳雷斯打靶场——他们都是被枪决的，而不是被绞死的，因为缺少这样的刽子手，在西班牙只剩下两名使用绞刑架的刽子手。也不是一年前被害的萨尔瓦多·普伊赫和埃斯·切斯的鲜血，也不是三年前被害的佩德罗·马丁内斯的鲜血，也不是1963年被害的弗朗西斯科·格拉纳多斯、霍阿克基姆·埃斯波西托和胡利安·格里莫的鲜血，也不是在酷刑下丧生或被秘密处死的人的鲜血。他们的鲜血已经干涸，不再散发出血腥味。

你闻到的是志愿兵的鲜血，他们组成布尔戈斯、巴塞罗那和马德里行刑队。是警察的鲜血，他们在肢解脱西基尸体时，狂笑道：“这个人再也不会开枪了！”是狱吏的鲜血，他们拒绝给予奥泰吉同亲人拥抱诀别的机会。是民卫队的鲜血，他们野蛮地殴打含泪痛骂他们是“凶手，凶手”的巴埃纳的母亲。是所有佛朗哥政权支持者的鲜血，他们是签署和执行法律的司法官员；逮捕和摧残受害者的警察；为佛朗哥政权的暴行歌功颂德，称道佛朗哥是“一位使其对手望而生畏的人”的记者；用流亡相要挟，而实际上并未出走的部长；曾经反对过佛朗哥，而后来又忠于这个年老暴君的富豪和胆小鬼（这个暴君敢于对教皇的请求回答“不”）。总之，是一场新内战，40年后的又一场内战中的鲜血。在我面前的这个人，对所有一切都了解得一清二楚。从他发现自己厌恶暴力，明白实施暴力无济于事的时候起，他就为创造和平转变的条件而斗争。他耐心而顽强地斗争，并且相信这是唯一的出路。而现在出现的这五具尸体，有可能使他将近一生的努力付诸东流，甚至使他产生违背自己愿望的疑问：是否依靠文明的异议和缓慢的政治行动清除不了暴君？也许他在痛苦地问自己，认为耐心是一种错误、容忍是一种耻辱的那五个人是不是错了，具有与他们相同看法的人是否也是错的。他摒弃这一想法，但这一想法却仍萦回于他的脑海中，并不断冲击着他，迫使他宣布，一旦必要，人们将会见到他也手执武器。他曾经使用过它。先使用了三年，后来又使用了九年。在那些年代中，他相信杀人有助于某种事业，相信世界不能在不流血的情况下得到改变。

此人就是圣地亚哥·卡里略。他是现在世界上持最大胆的异端的共产党——西班牙共产党的著名领导人。他是个非凡的人，因为他从不迷信权威。他聪明，又很善良。听他讲话时，你不禁会自问，聪明和善良是否可能是同一回事？他对权威的藐视是那么勇敢，那么纯洁。他从不屈服于人，既没有屈服于佛朗哥，也没有屈服于斯大林；既没有屈服于威胁和辱骂，也没有屈服于被误解。即使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仍坚持下述己见：自由是第一义务，是第一权利，没有自由的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不能排斥多党制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成为一句过时的话。可以这样说，在欧洲，他是最先悟出这一点的共产党人。从贝林格到马歇，所有其他的共产党人都是继他之后才明白过来的。当卡里略被莫斯科革出教门的时候，意大利共产党仍忠于约瑟夫·斯大林。这位与众不同的有趣人物，以选择了杜布切克[2]一类人和谴责库尼亚尔一类人来回答这一驱逐。他欣赏某些人，如毕加索。你问他为什么，他会心平气和地笑道：“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自由主义者。”他周游过世界，对世界看得一清二楚。他曾在莫斯科、纽约、墨西哥城、古巴、布宜诺斯艾利斯和现在他居住的巴黎流亡过。他一直处在死亡的威胁之下。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不少人都想得到他被埋葬的消息。他不得不用卫队，用秘密地址来保护自己，还不得不让他的妻子和三个子女受罪。这三个子女是25岁的圣地亚哥，大学的数学教师；23岁的佩佩，刚从物理数学系毕业；21岁的豪尔赫，经济系学生。要接近他并不是件十分简单的事。当你终于能接近他时，你将见到他住在一间房子里，里面仅有的陈设是一张椭圆形的桌子和六把椅子，屋内没有一张宣传画，也没有一张照片。如果你感到惊讶的话，那么他会向你解释道：“我该挂谁的像呢？勃列日涅夫的像？不，谢谢。毛泽东的像？不，谢谢。切·格瓦拉的像？也不。列宁的像？也许该挂他的像，但会显得平庸。你瞧，该挂上去的应该是已经殉难的同志和被囚禁在狱中的同志的像。但人数太多，墙壁上挂不下这么多。”他这样说的时候，声音是平静柔和的，并带有嘲讽的口气，但目光是坚定的。我可以毫不困难地成为他的朋友。我不相信我将会为此而后悔。假使所有的共产党人都像圣地亚哥·卡里略的话，那么世界将变得更聪明，更欢乐。

从我采访圣地亚哥·卡里略那天起，西班牙的形势就有了变化，佛朗哥死了。尽管形势是艰难和不明朗的，但整个国家正在试图争取民主。轰轰烈烈的自由运动变得更加公开化。长枪党[3]运动已臭不可闻。西班牙共产党在为争取合法而进行的长期战斗中终于赢得了胜利。这位以非独裁社会主义名义最先违抗莫斯科的卓绝人物的话，今天依然有效。因此它像其他名言一样属于历史。现在，我们再次怀着崇敬的心情倾听他的这些话。我们长时间地遗忘了这个国家，第一个起来反对法西斯和为自由而浴血奋战的国家。我们常常说：“在西班牙什么事也不会发生，没有任何人在行动。西班牙人变了，成了驯服的绵羊。”之所以作出这种错误的判断，我们所能做的最好解释是越南、希腊、智利、巴勒斯坦和葡萄牙发生的新的悲剧挡住了我们的视线，忘掉了西班牙。对于这一忘却，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成了佛朗哥政权可悲的同谋，姑息养奸的小人，心安理得地到海边和城镇去旅游。在那里，西班牙的什锦炒饭是那么可口，大海是那么蔚蓝，同比索兑换是那么合算。人们纷纷去看可恶的斗牛，去认识愚蠢的斗牛士，去赞扬愚蠢的足球赛和吉卜赛舞曲，或在行李中再装进两本海明威的小说：《太阳照常升起》和《丧钟为谁而鸣》，对于风雅之士，再带上一些加西亚·洛尔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