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欧洲战争（第3/5页）

1697年，法国终于同意签订合约，承认威廉三世对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统治。自此往后，1688到1697年间的英法战争就鲜有艺术家或作家问津。少数那几部事关海战的回忆录，主角也枯燥乏味，所用之船形体笨拙，既无法媲美查理二世时期的奢华，也不及后世的轻便敏捷。而史学家甚至都无法统一口径，为此战命名——“威廉王之战”、“九年战争”、“奥格斯堡同盟战争”、“英国王位继承战”，莫衷一是。尽管如此，这场战争还是为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定下了反法的基调，也创造了海战策略中两个著名的短语——“fleetinbeing”（现存舰队）以及“guerredecourse”（种族战争）——虽然这两个短语主要都是英格兰的敌人在用。

克里斯托弗·雷恩建造的格林尼治海军医院（NavalHospitalatGreenwich），却让这场战争成为英国海洋大业中最值得铭记的时刻。事情起因于1692年，玛丽女王关心离船海员的安置问题，遂在格林尼治划出大片土地用于安置老兵，国王查理之前在此建过要塞。女王任命克里斯托弗·雷恩为这些老兵建造一所医院（或者现代意义的招待所、疗养院）。医院的修建耗时半个多世纪，1694年女王去世时，也未能见得医院全貌。但建成之后的医院被称为“我们拥有的最庄严雄伟的建筑群”7。其壮丽的绘画厅并不常对那些领抚恤金的老兵开放，却因詹姆斯·桑希尔爵士（SirJamesThornhill）那幅庆祝胜利的画作而声名远播。绘画位于大厅中央，图中国王威廉击败路易十四，为欧洲带来了和平与繁荣。对于17世纪90年代来说，提出这个胜利的预言还为时太早。大厅直到1726年才得以完成，此时，这幅画作所言之物确已凿凿。这绘画厅让人忆及西斯廷大教堂，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展示了不列颠对海洋霸权的憧憬和向往。

托马斯·基普（ThomasKip）1699年根据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Wren）的计划所绘制的格林尼治医院鸟瞰图。

航海术

早期的水手对海岸线、地标、暗礁和险滩了如指掌，一如乔叟笔下15世纪的海员：

每个港口他都烂熟于心，

从哥得兰岛（Gotland）到菲尼斯特雷角（CapeofFinisterre），

再到布列塔尼（Britanny）和西班牙海岸的每一个小港……

这便是引航术，沿用至今。

早在15世纪，航海家就应用指南针指引方向。然而，指南针并非直接指向北极，而是指向反复无定的地磁北极。说到测量船速，航海家的方法是首先将打结的绳子绑在一截圆木上，将圆木从船尾抛进水里，然后计算在这段时间里有多少个绳结滑出船尾，以此绳结的数量来表达船速。海潮、风压差、方向以及航行距离等因素都被用来测量船的位置。假使一步演算出错，就可能会使航船偏离数英里远，因此当航行途中观测到前方陆地时，他们便会紧绷神经，格外小心。

自古以来，航海家就利用恒星进行导航，政府也大力资助天文学的发展。例如，1675年，查理二世在约翰·佛兰斯蒂德（JohnFlamsteed）的协助下在格林尼治建立了皇家天文台（RoyalObservatory）。约翰得到国王的指示，呕心沥血修正天体运行情况的记录以及恒星方位的记录，以确定最理想的经度位置来完善航海术。

六分仪，通过观测某一天体与地平线之间夹角的角度来确定经纬的设备。六分仪的使用需要观测天体，是天文导航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通过夹角的角度以及测量时间来计算自己在航海图中的位置线。（康威）

在北半球，每个海员都能利用北极星来确认北方。除此之外，海员还要对存在疑问的天体以及水平线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测量船的方位时，若仅参照一颗恒星，那么船的方位只能用地球表面某一弧形表示。所以航海家需要至少两颗恒星才能确认航船位置，若想核对度数，选取三颗恒星会更好。

古代的直角仪结构简单，仅用一块木片沿着标杆移动，然后标上刻度。航海家把标杆对着水天线做基准，移动木片至标杆顶端，与恒星或其他行星重合成一线，在刻度弧上直接读出观测数据。象限仪是一个铜质弧面，顶端垂着一根测量线。操作者将象限仪一端指向恒星，透过小孔观察，在线落到刻度盘的位置标记上刻度。然而，海员们直视太阳一般不会长于两秒，由此人们发明了日晷。这是一种铜质圆盘，上面标有刻度，“晷针”垂直地穿过圆盘中心，起着立竿的作用。在旋轴上有两个小孔，小孔对准太阳，影子则会投射在铜制刻度盘上，形成角度，然后便可读出刻度。观测者也可利用竿式投影仪（backstaff）或英式象限仪（Englishquadrant）测量角度，他们需背朝太阳，并利用投射在仪器上的影子计量角度。

1731年，约翰·哈德利（JohnHadley）发明了八分仪，成为航海史上的重大突破。八分仪采用镜子扩大角度覆盖面，利用五彩玻璃使眼睛免受伤害。进而，六分仪在八分仪的基础上有所改进。它由黄铜和游标尺制作而成，其测量更为精确。以当时的技术来看，六分仪的设计堪称完美，和目前使用的没有多大区别。

通过在海平面上测量正午太阳高度角，海员们便可轻而易举地计算出纬度。然而，经度的计算与地球的运行息息相关，因此必然也和时间有关。1707年，克劳兹利·肖维尔爵士（SirCloudesleyShovell）的舰队在锡利群岛（ScillyIsles）沉没之后，经度委员会（BoardofLongitude）决定提供2万英镑奖金，奖给能想出经度测算方法的人。人们纷纷建言献策，有人甚至提议用灯塔或犬吠来测算。

而后，在约克郡（Yorkshire），一位名叫约翰·哈里森（JohnHarrison）的木匠发明了一个钟表，能在几个月之内保持精确，并且能够承受海水压力，抵消世界范围内的温度差异。1735年，哈里森发明了第一台经线仪，并命名为H1，但他只得到500英镑的经费来完善其研究。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在1764年H4穿越大西洋的航行中试验成功。然而，委员会还是没有兑现给哈里森的报偿。直到哈里森去世的3年前，国会通过特别法案才让哈里森得到了最终的报酬，哈里森于1776年与世长辞。

当然，伟大的建筑师并不能帮助海员解决燃眉之急。桑希尔画作中的形象及其寓意都不是海员们所能理解的，他们仍屈从于强征兵役的制度，受到各种压迫。而在之后的一个世纪中，情况不见好转，甚至有越发糟糕的趋势。海员以兵变和逃役的方式表示不满，但是在海上或战斗中，仍保持着高度的献身精神和职业道德——他们才是不列颠帝国所拥有的最伟大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