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长期和平的影响（第2/5页）

船只鸣笛收帆，准备靠岸。我奉命来到船头桁端处……由此可以鸟瞰整个港口……海湾内以及我们周围，土耳其—埃及的舰队排成3列……这时我们才看清了我们这艘船所处的境况——在3支分舰队中，就属我们的境况最为凶险。敌军两列战舰与我们并行，所有炮口直冲我船：右舷不远处有1艘双甲板帆船，左舷船头处还有3艘双排架的护卫舰，就这4艘船的火力就足够我们消受的了。然而我们的船尾处还横着1艘大护卫舰，已经攻击、阻截我们好一会儿了。后来，我们凭借法军的火炮才得以脱险。6

不久之后，联军长久以来的训练和积累的经验开始发挥出巨大的优势，78艘土耳其战舰中，只有8艘得以逃脱，大部分被毁或被俘，这场海战一举扫清了阻止希腊独立的障碍。这也是英军在大帆船时代最后的辉煌，随着科技的发展，战舰也将掀开新的篇章。

1815年之前，长期的战斗经验加上维多利亚早期的进步观念，催生出船舶设计的新理念。受到特拉法尔加海战的影响，罗伯特·塞宾斯（RobertSeppings）重新设计了船首，以便装载更大吨位的火炮。1811年，74门火炮“巨型”号（Tremendous）下水试行，其特殊的内部对角线结构能够有效支撑起更为庞大的船体，防止船舶中部拱起、头尾下垂。这样一来，到1815年，海军中最大的三层甲板帆船是1806年制造的“纳尔逊”号船级，排水量2601吨；到了1848年，这一纪录被新的船级超越，“威尔士亲王”号的排水量达到了3185吨。然而，塞宾斯重新设计的战船船尾并不受欢迎。数个世纪以来，船尾往往是船体结构中比较脆弱的部分，它们大多由玻璃和精致、易碎的走廊组成。塞宾斯创造的新的“圆形船尾”确实在坚固性上完胜，但是在美观和舒适性上不如以往，而在和平年代，军官们似乎更看重美观和舒适性。在1832年那场影响巨大的改革中，佩皮斯曾经供职的海军委员会被撤，塞宾斯随之退任，新上任的威廉·西蒙德（WilliamSymonds）的战船设计理念源自游艇，追求的是速度。但是，设计部里那些不断专业化的船舶设计师开始排挤原来的造船工匠，对西蒙德的设计也多有苛责。西蒙德设计的船型通风口过低，射击平台狭窄，海军军官们也开始意识到这一船型的不足。更大的革新正在酝酿之中。

身为海军部的第一海务大臣（1812年至1830年在任），梅尔维尔勋爵（LordMelville）常常面临错误的指控，“那些官大人们以最大限度限制汽船的使用为己任，仿佛汽船给帝国带来的是毁灭性的打击”7。然而实际情况是梅尔维尔已经极力推动蒸汽动力的普及，1823年，他写道：

单就汽船现在的使用来说，我们就应该相信：若要更好地执行保护海峡贸易的任务，非汽船莫属……现在完全应该提供至少6艘船的蒸汽引擎……因此，我恳请大家跨出这必要的一步。8

最初，桨轮船多用作港口牵引以及河运，自1821年起，皇家海军也开始使用桨轮船。虽然在轮船船舷处还难以装载尺寸匹配的火炮，但是到1830年左右，武装轮船已成为常事。设计师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除了要设法合理使用船舷，还要解决船体内引擎体积过大的问题；在水中，若一侧轮桨在战斗中被毁，或在巨浪中被冲垮，桨轮船的船体就难以掉转方向，这也是亟待解决的难题。19世纪30年代后期，有不少人致力于研发新型的螺旋桨，第一艘适用于航海的“阿基米德”号（Archimedes）很快引起了海军部的注意，1843年伊萨姆巴德·金顿·布鲁内尔（IsambardKingdomBrunel）的巨轮“大不列颠”号（GreatBritain）建成，也引起了不小反响。螺旋桨的优势很快在海军中得到重视。1845年，海军举行了著名的船舶比赛，参赛双方分别是同等规格和马力的桨轮船“阿莱克托”号和螺旋桨船“响尾蛇”号。这场比赛主要是为了说服民众，实际上海军早已打定主意应用螺旋桨了。次年，老式的战列舰“阿贾克斯”号（Ajax）被装上了螺旋桨推力器，虽然它只是一艘用于港口防御的封锁用船，没有机会扬帆远航。1850年，法国建造了更为先进的战用汽船，毫不避讳地命名为“拿破仑”号（Napoleon），英国紧随其后，建造了“阿伽门农”号，这是英国专门建造的第一艘军用汽船。虽然如此，蒸汽机仍然只是船只航行中的辅助设施，伸缩烟囱被升高了，而螺旋桨只在无风的状态下，或者是船只进出港口的时候作为后备动力。

船上仍然满载船员，用以操作火炮和风帆，工程师和司炉工在船上倒像是多余的存在。第一批随着引擎上船的工程师都是公司的雇员，开销全由公司负责。1836年，海军也开始在战船上任命常驻工程师，其级别却比传统的一级准尉还要低，与木工是一个级别；但为了吸引吃苦耐劳、经验丰富的工程师为海军服务，支付给他们的工资确实要比木工高得多。1847年，一批技艺最为精湛的工程师接受委员会的任命，但是他们没有正式的军衔，而是被称为“海上机械监测员”。每一位工程师都会配备多位司炉工，起初，司炉工多是无甚技术、空有蛮力之人，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将大量的煤铲进煤炉。后来，大家逐渐明白，要让火烧得稳定也是需要相当技术的，因而在铲煤的工作以外，司炉工也开始担负起一些简单的维持船只日常运行的工作。

总之，此时水手们的境况已经有了较大改善。约翰·比彻韦斯（JohnBechervaise）1820年以水手身份入伍，他说道，在过去，“出海打仗的可怕程度仅次于被关进法国的监狱”，但是在19世纪20年代，情况已经改善很多了。

……海军军官的境况要远远超过商船上的境况。可能在薪资上，军官仍没有优势，但仅仅就三餐饮食、日常事务以及体系的合理性而言，足以弥补一切，更何况，海军退役后还能得到抚恤金。9

这一阶段英国海军最大的进步在于建立了真正的岸上训练系统。美国战争的失败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在炮术上的弱势，而布鲁克对阵“切萨皮克”号取得的胜利也让诸多上校们看到了进步的可能。霍华德·道格拉斯（HowardDouglas）将军曾于1812年在西班牙北海岸目睹了波帕姆的船队交火，就此，他写道：“为海军的胜利而激动、颤抖。”他于1820年出版了一本关于海军枪炮的专著，影响深远。而最为实际可行的建议来自乔治·史密斯（GeorgeSmith）中校，1829年，他提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