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蒸汽、钢铁和炮火（第4/5页）
这一时期，自巴尔干叛乱被土耳其镇压之后，欧洲陷入重大危机，着实让自由党的领袖威廉·格莱斯顿心生恐慌。当俄国陆军进攻土耳其时，时任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Disraeli）领导的保守党，害怕俄国会在地中海地区获得海军基地，从而打破欧洲均势。因此，皇家海军派遣杰弗里·菲普斯·霍恩比（GeoffreyPhippsHornby）率舰队穿越达达尼尔海峡（Dardanelles），以示警告。俄国未做反抗，双方在柏林会谈、协商。迪斯雷利称此为“有面子的和平”。
水手詹姆斯·伍德（JamesWood）参与了在桑给巴尔（Zanzibar）阻截阿拉伯贩奴贸易的行动——当他发现奴隶们的生活本来颇为舒适，倒是在英国人的追捕中以及解放后反而要比身为奴隶时艰难得多时，也曾心生疑虑。2719世纪60~70年代同样也是海军成长的黄金时段，在此期间，从新西兰到多米尼加，从南非到埃及，英国海军进行了大约16次较大的军事活动。在这些战斗中，水手们经历了不同的战斗形式。“皇家沙王”号（Shah）上的军士威廉·詹金（WilliamJenkin）曾于1879年参加了与祖鲁军（Zulu）的战斗：
我们的侦察员早上6点的时候发现了敌军。我们得到“进入沟壕，所有人立刻到位”的命令。6点30分，祖鲁人以马蹄形的阵形前进，开始向我们进攻，人数大约在1500到3000人之间。敌人大约走到800码处时，我方的加特林机枪（Gatling）和6把冲锋枪（pdr）同时开射，却未能吓住他们前进的步伐。敌人勇敢又无知地前进，距离我们的沟壑不过30码，其中一人对着加特林机关枪投掷了长矛。28
单桅帆船和炮艇在设计上更为保守，使用的是木质船体，从而使船只即使缺乏造船厂的设备也能被修复。由于驻地煤炭供应不足，它们同时应用风帆和蒸汽动力。传统的水手和造船工人仍有用武之地，引擎舱内的专家则需要主动负责机械的维修与革新。
1869年，法国工程师斐迪南德·德·雷赛布（FerdinanddeLesseps）开通了苏伊士运河，英国人一开始对此毫无反应，事后才意识到这条通往印度的航线有多重要。1875年，迪斯雷利从破产的埃及政府手中购买了运河大量股权。1881年，埃及军队起义，反抗外国列强。来年春季，一支欧洲联合军队前往埃及镇压起义。联军抵达亚历山大港，引起了当地群众反基督教的暴乱。7月，由8艘战舰和其他船只组成的一支英国舰队开始轰炸这座城市。水兵托马斯·霍尔曼（ThomasHolman）大致描述了这一轰炸：“这个攻击从一开始就不公平，而且很快就结束了。我们几乎毫发无损，他们却损失惨重。”最有戏剧性的海军事件是炮艇“秃鹰”号（Condor），它到达港口并救下皇家海军军舰“大胆”号（Temeraire），之后又折回到马拉波特堡（FortMarabout）外1200码处，炮轰城镇，迫其投降。这场战役为它赢得了著名的“干得漂亮秃鹰”号（WelldoneCondor）的美誉，也铺就了其舰长查理·贝雷斯福德（CharlesBeresford）的锦绣前程。托马斯·霍尔曼详细描述了袭击之后的情景：
在结束了水手的工作之后，我们不得不扣紧毯子和水瓶，小心翼翼地防备那些潜伏的阿拉伯小偷洗劫这座城镇。正因如此，我们让一个海军军官作为警察局长带我们登陆；又凭借机关枪、步枪以及刺刀，有时甚至是拳头，暴打了那些家伙一顿，让他们变得礼貌听话了一些。29
在一支军队登陆并在岸上打了几仗之后，英国将埃及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至关重要的苏伊士运河也因此得到了保障。
由于现代军舰完全依赖引擎作为动力的来源，轮机工程官（engineerofficer）的重要性也被不断突显。每一艘战舰或者是巡洋舰都带着几个现役的轮机工程官，尽管他们的地位与指挥这艘船、负责值守的执行军官并不等同。从1880年开始，轮机工程官在普利茅斯海军工厂位于基汉姆（Keyham）区域的一所大学内接受完整而专业的训练。但是作为军官，和商船的轮机工程师不同，他们无意让自己的手沾满油污，因此新的课程应运而生。轮机技师都是直接从民间招募的熟练工，在岸上他们身份各异，上了船就都是水手或是伙夫。
在战船上，他们发现自己周围的人成长环境迥异，因此自己曾经觉得习以为常的言行在他人眼中可能格外难以理解，反之亦然。30
1869年，旅居奥地利的英国人罗伯特·怀特海德（RobertWhitehead）向世人展示了他的自推式鱼雷，海军的技术优势受到了威胁。鱼雷经由小而快的战艇发射后，可以在水下击中大型船舰，并造成毁灭性的伤害。为了应对挑战，从1876年开始，英国加强了主力舰对鱼雷的防御功能，也加速建造了自己的鱼雷艇，从而武装了一支新型的海军。鱼雷艇非常小，最多只能承载25人，它没有独立的指挥权——有一些被设计成救生艇一样装载在主力舰上。
19世纪中叶，帝国主义尚未受到广泛推崇。1859年，《劳军联合杂志》（UnitedServicesMagazine）刊载了一篇题为“与大英帝国签订契约的必要性”（OntheNecessityofContractingtheBritishEmpire）的文章。1864年，科孚岛（theislandofCorfu）回归希腊。然而，海军仍然在海外广设基地，而如今，所有战舰都需要燃煤。百慕大群岛、香港、哈利法克斯（Halifax）、直布罗陀海峡、牙买加、好望角、阿森松岛（AscensionIsland）、亭可马里（Trincomalee）、温哥华还有悉尼都见证了海军的存在和发展。
帝国主义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受到了推崇，程度更甚以往。“沙文主义”这一词出现在1877年到1888年的俄国危机（RussianCrisis）中，伴随着音乐厅中的歌声回荡：
战争非我本意，但面对沙文，参战义不容辞；
我们有船只，我们有人力，我们也有钱……
所有的阶层和许多不同的政治群体都联合起来支持帝国主义。激进的约瑟夫·张伯伦（JosephChamberlain）是伯明翰的市长，他转而投身保守党来支持帝国的事业。从极左派开始，准马克思主义者社会民主联盟（thequasiMarxistSocialDemocraticFederation）的亨利·迈尔斯·海因德曼（H.M.Hyndman）相信大英帝国的前景大好，同时，他也认定强大海军是帝国伸张的臂膀。人们从来都不曾质疑海军在国防中的作用，而到这个世纪末为止，大家也基本相信正是海军创造并保卫了大英帝国。由于轮船在内河的应用以及之后铁路的铺建，使得殖民内陆成为可能。与此同时，原先殖民地竞争中落后的新兴德国，此时也叫嚣着分一杯羹。由此开始了1884年到1885年的“瓜分非洲”（ScrambleforAfrica），此后这片大陆的大多数剩余地区都被欧洲列强瓜分、占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