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德国人和犹太人，1700—1871（第2/11页）

解放运动时期的德国人和犹太人

在弗里德里希· 尼科莱名为《塞巴尔都斯· 诺特汉克》（1776）的作品当中——这是一本机智的、具有讽刺意义的成长小说，有点模仿伏尔泰的《老实人》——主人公被要求写作一篇爱国主义的论文来论述祖国的光荣，但他不知道他应该写作的祖国是什么。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德国人在其大部分历史中一直在较劲的问题，它涉及德国人没有能力去铸造一个共同的民族身份。事实上，人们可以认为德国历史的主题之一就是寻求民族的统一和认同。在过去五百年的历史当中，德国人忍受了内部宗教和政治的分裂。直到中世纪末，德国依然是一个地理上的措辞，其摇摇欲坠的帝国——日耳曼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被各种使政治权力掌控在封建诸侯手中的离心力量撕扯得支离破碎，这些诸侯守护着分散化的国家行政管理。与此同时，其他欧洲国家已经朝着集权控制的方向行进。宗教改革运动增强了宗教分裂，这一分裂不仅进一步弱化了一个同质的民族国家的发展，而且在宗教战争中得到了爆发。这场战争留给了这个国家经济上的灾难，并使德国内部分化成1789个独立的公国，使它受到更强大国家的支配。

三十年战争的结果是，德国的人口下降了大约35％，从2100万人减少到大约1350万人。德国的部分地区，大多数在北部和东北部的中部地区，包括普鲁士、萨克森、汉堡，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其他地区却承受了可怕的损失。符腾堡、巴拉汀及波西米亚在人口方面经历了灾难性的损失。尤其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当瑞典人自瑞典挥师南下进入巴伐利亚州的时候，他们留下的是毁灭和掠夺。在这场战争的最后十八年，大约1.8万个村庄连同1500个城镇、200个城堡遭到了毁灭。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现代战争中还没有实例像三十年战争那样承受了如此巨大的人口损失。最终的结果是小贵族、诸侯贵族和政治专制主义的胜利，这一胜利得到了宗教权力机构的认同。在新教的北方和天主教的南方，德国民众都习惯于对诸侯权力或教会权力最严格的服从感。路德派的传统尤其如此。这个传统遵循路德与世俗权力达成的妥协，把自由限制在内心生活当中，用纯粹的宗教或精神的术语对自由进行定义，劝诫信仰者在其他所有领域服从诸侯权力。无数路德派的牧师在讲道坛上鼓吹“服从权力”这一箴言。在18世纪从事大众启蒙的时候，一位新教牧师提醒其善良的教区居民：“上帝要求我服从权力，要求我完成被赋予的任务。假如我没有这样做，我对上帝是有罪的，因为权力不是偶然实现的，而是上帝安排在这里的。”

这些服从权力的习惯被教会和国家认同，并在家庭和学校体系中得到强化。在18世纪的革命之风中，这些习惯存活下来，尤其是通过普鲁士军国主义的传统，体制化地渗透到19世纪，最终在1871年构成新的日耳曼帝国的基础。民主理论和抗议的浪潮席卷了西方世界，当然也影响了德国，但是它的规模十分微小，因为与欧洲其他地方相比，在德国启蒙运动十分微弱，封建权力依然十分强大。业已建立起来的权力机构，通过与相对虚弱、缺乏安全感、经济上没有独立性的知识分子阶层的妥协，吸收了民主的抗议。只有新教的北方明显受到了启蒙运动的平等主义思想的影响，并且甚至在那里，它也被限制在像柏林、汉堡、莱比锡、哈雷、哥廷根这样的大城市里，限制在几个著名的知识分子圈子里。它依然缺乏以不断自信的中产阶级形式体现的强大经济的支撑，而在英国或法国，中产阶级通过经济和政治的变化已经获得了这种支撑。

德国启蒙运动的中心是柏林，尤其在腓特烈大帝统治时期（1740—1786），这位哲学家国王一度是伏尔泰的朋友，也是法国文化的爱慕者、科学和艺术的赞助者。这位普鲁士国王邀请伏尔泰前往柏林作为他的宫廷诗人，鼓励法国百科全书派思想的宣传推广，并推进柏林科学院在其院长、法国科学家和哲学家莫佩尔蒂的主持下工作。在大众的层面上，启蒙思想得到名为“大众哲学家”一个团体的推进，属于这个团体的弗里德里希· 尼科莱（1733—1811）是一位柏林的书商和流行作家，最为有名，且富有影响。尼科莱赞成一种简单的哲学，对于德国知识分子来说明显也是乐观主义的哲学，这一哲学后来被包括歌德和席勒在内的著名知识分子大加嘲讽。但毫无疑问的是，尼科莱在文学上的成就——体现在小说、讽刺作品、散文、游记等方面——为其赢得了广大的读者群。尼科莱最著名的合作者是犹太哲学家摩西· 门德尔松（1729—1786），他1743年来到柏林，不为人知，一无所长，说着一口蹩脚的德语，但通过努力工作和坚忍不拔的心智，得到了当时少数欧洲犹太人享有的知识分子杰出人士的地位。据说，1743年他第一次通过柏林城门的时候，海关官员的记录是：“今天通过了六头公牛、七头猪和一个犹太人。”这一记录概括了当时大众对犹太人的看法。

一代人之后，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门德尔松的成就，这一画面得到了戏剧性的变化。被腓特烈大帝的前任们——他的父亲腓特烈· 威廉一世、腓特烈一世、腓特烈· 威廉（大选帝侯）——邀请来到普鲁士的犹太人数量，从1850人增加到4245人。门德尔松倡议犹太人把自己从犹太人强迫集中居住区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放弃他们陈旧的仪式，接受德国的文化。门德尔松自己一生都是虔诚的犹太人，他抵制了各种使他皈依基督教的强行的、笨拙的努力。他的文化角色是一位开启与有教养的、有文化的德国人进行对话的中介人。这种角色给这位温和、驼背的犹太人相当大的负担。为维持生计，他在一个丝绸厂做会计；像他孤独的前辈、在阿姆斯特丹磨镜片的巴鲁克· 斯宾诺莎一样，他依然抽出充足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哲学思考，培育重要人物的圈子。像斯宾诺莎，尽管温和并讨厌争论，但他依然是一位有名的充满勇气的人。例如，他大胆地告诉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这位国王经常嘲笑德国文化，拒绝在他的图书馆存放德国图书，他的周围都是法国顾问——要认识到和尊重德国文化的重要性。由一位与越来越多的德国天才相比肩的犹太人指出德国本土文化的重要性，是多么令人惊讶，也是多么具有讽刺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