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病态的犹太恐惧症的兴起，1918—1933（第2/13页）

德国最高统帅部缺乏协调多线作战的能力，同时面对具有数量和生产能力决定性优势的敌人，这些都使得德国绝无可能赢得长期的消耗战。到了1916年，这变得越来越明显，并且被冯· 兴登堡和埃里希· 鲁登道夫的团队特别糟糕的决策弄得更加复杂。在坦嫩贝格和马苏里亚恩湖重创俄国人之后，在大多数德国人眼里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成为了超人英雄，他们的声望使得德国皇帝或者任何一个平民都变得十分矮小，以至于没有人敢质疑他们政策的智慧。只要军队能够忽悠公众相信胜利就在眼前，对取得战争成就的支持就依然会令人震惊的强大。

真相是德国的军事独裁者，包括陆军元帅冯· 莫尔特克、法尔肯海因将军，以及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团队，笨手笨脚地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灾难。1914年，他们高度自夸的施利芬计划没有实现承诺的对西线的打击；1915年和1916年，在西线徒劳无益的壕沟战中他们牺牲了100万士兵；1916年，他们竭力将英国海军击退出日德兰群岛的行动失败。1917年，他们犯下了三次几乎注定失败的大错：他们抛掉了必须和西方大国缔结适度和平的任何机会，批准了无限制的潜艇战，从而不可避免地把美国带入了战争；他们还愚蠢地批准列宁从瑞士进入俄国发动俄国革命；最终在1918年他们准备了一系列无望的战争，面对确定的失败，他们委派市民去安排停火事宜，然后又谴责他们“刺穿”了德国军队的后背。

战争的趋势和失败的可能性，对战斗部队和支持战斗部队的德国民众产生了深远的心理冲击。四年野蛮的战争涉及恐怖而伤心的体验，这一战争在根本上重铸了许多人的人格。最初他们在花雨中奔赴战场，追求英雄之死；然而，他们最终没有获取辉煌的胜利，而是发现了无尽牺牲的梦魇。正如罗伯特· 维特所指出的，他们所体验的是潜伏在角落里、同时被他们塑造的极权主义国家三个基本的性质：整体的犯罪、国家的强制、建立在民众幸福基础上的一种新的专制统治。由于战争具有对中央计划的内在要求，对于德国人民来说，战争成为了一所社会主义的学校和一场集权主义的教育。后来一些人指称它是“战壕社会主义”，因为数以百万计的人在战壕里相识，并学会了像同志一样相互信任，而不再是不同的社会群体的成员。

战壕也培育了新的、令人恐惧的人类：没有感伤的、被剥夺情感的、被管制的、残酷的、暴力的人。诗人恩斯特· 荣格后来把这种有效率的杀手美化为更高类型的人类存在，即未来的新人，他们狡猾、有力、无情，同时疯狂而头脑简单，他们将击碎没有脊梁的资产阶级文化的后背。正如荣格所正确预言的：“战争不是终结，而是力量新的提升。新的形式将充满血，可能被坚硬的拳头所掌握。”许多年轻人参与了世俗的十字军，并且与其心理上的团结特征分享了“前线的体验”，这些特征包括同志情谊、风暴般的突击、自我牺牲，他们一生都对这些体验十分珍惜，并积极地在和平年代推动士兵共同体的复制。这也是希特勒最喜欢的梦想，他在音乐厅广场的那一天就发现了这个梦想，后来企图通过将士兵的友谊情感永久注入和平年代，消灭阶级差异，将战壕精神注入日常生活，在第三帝国实现这一梦想。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杀戮行为的分水岭，因为它加速了杀戮的步伐，现代民族国家据此完善了发动整体行动的技巧，包括科学的、技术的、经济的、科层的、心理的，其目的非常明确，就是灭绝他们的敌人。根据奥默· 巴尔托夫的观点，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了动机和组织化的技巧，它们成为后来国家组织的大规模杀戮——包括大屠杀——实验的标准。巴尔托夫提醒我们，死亡营在结构和组织上的模型是这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整合了几个军事环境的所有属性，诸如制服和铁丝网、瞭望塔和点名、等级和秩序、训练和命令。大屠杀因此是一个军事化的种族灭绝，通过杀戮所有需要杀害的目标，同时保证任务执行者的安全，使得一切都变得更有成效。”这里存在着某种可怕的东西：现代工业国家把自己变成了组织化杀戮的机器，无论其目的是拯救民主，保护国家的自身利益，还是更让人困惑的是灭绝种族的敌人，或者实现追求英雄主义和死亡的浪漫主义渴望。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了使他们偏向法西斯生活方式的经验，包括对伪宗教的民族主义和夸张的军国主义的颂扬。

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是一所法西斯主义的学校，因此也是恶毒的犹太恐惧症的学校。当战争的潮水转向的时候，在武装部队内外潜在的反犹太偏见开始出现。1916年6月，议会中反犹太议员向国防部长提出了征兆不好的问题：有多少犹太人在前线服役？谣言流传了一段时间，犹太人是逃避者，他们避免在前线承担责任，有意选择安全和有利可图的职位。希特勒后来重复着这些错误的断言，声称犹太士兵是躲在后方的胆怯纸人。

……行政管理部门的官员职位被犹太人占据。几乎每一个职员都是犹太人，每一个犹太人都是职员。我感到惊讶，大批上帝的选民成为了战士，我情不自禁地把他们和在前线没有代表的犹太人加以比较。

这种恶毒谣言的结果是，国防部发起了一场全方位的犹太人的人数调查，但是它从没有发布它的发现，而是宣称结果只为了内部信息而非公共消费。正如先前所指出的，现实是犹太人承担了和德国人一样的责任，但是这个事实被有意地压制了，因为公众需要寻找替罪羊。这种寻找替罪羊是自发的，并且得到患有犹太恐惧症的党派、协会和利益集团的积极推动。在普通大众当中，一个人能发现所有种类的诽谤性的反犹太人评论，结论是：“犹太人没有赚够，因此战争还没有结束。”当战争对德国人变得不利的时候，统治阶层的精英和诸如泛日耳曼联盟、祖国党这样的反犹太人团体联手，为了将政府对战争错误运作的责任转嫁出去，把人们的注意力从普通德国人承受的损失和不平等中分散出去，蓄意地激发犹太恐惧症的感情。战败使得对这种策略的运用变得更为普遍。四年来这个国家一直被灌输胜利就在眼前，当它知道停火令人羞辱的条款和接下来《凡尔赛条约》的条款，确实震惊不已。《凡尔赛条约》的条款剥夺了德国的武装部队、商业海运，以及欧洲和海外有价值的领地，还要求严重地危害其未来经济生存的严厉赔偿。更糟糕的是，这个国家陷入了政治的混乱、君主制度的崩溃、国内战争，以及政治动荡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