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江上潮来浪薄天 第一节（第4/5页）

御史台突然间便热闹起来。

而亲附吕惠卿的官员、新党、以及投机望风的官员，眼见着旧党几乎被一网打尽，当真是人人志得意满，弹章、札子，雪片似的飞向睿思殿。平素里旧党总是指责谁道德低下，谁又人品败坏，但如今，你旧党官员，循私枉法，居然想保护陈世儒夫妇这么猪狗不如的东西，这才叫“伪君子”，这才叫“报应不爽”呢。众人只管着慷慨陈辞，痛打落水之狗。

而旧党官员，这时候要么噤若寒蝉，要么便到尚书省见冯京、孙固，请假的请假，告老的告老，请外的请外……总而言之，城门失火，难免殃及池鱼，是非之地，自是不宜久留。但冯京与孙固也是一肚子的苦水。冯京自己已然成为标靶，虽然想激流勇退，但是皇帝这些日病情反复不断，除了吕惠卿、韩忠彦、李清臣数人，他这个吏部尚书，也难得见上一面。奏折即使能递进去，但睿思殿的奏折至少数尺高，皇帝每日能看的，却不过三四个，哪里便能见着他的？冯京这时候才深悔当日不该袖手旁观，不料数日之间，便变成了这等局面。但这时候后悔，却已先机尽失，处处受制，未免晚了。

孙固那日使气想去见皇帝，被挡驾之后，接连数日求见，都见不了——他平日里对内侍宦官，从来都不假辞色，得罪了不少宦官，这时节，又有谁肯替他多说一句好话？他到底没有文彦博那种威望，只能是无可奈何。

而原本被视为旧党新的领袖的范纯仁，自从见过石越以后，自从他上的几封不痛不痒的奏折泥牛入海后，竟是一点动静也没有了。监视他的亲事吏回报，范纯仁每日回府便闭门谢客，连孙固都拒之门外；而在政事堂议事之时，也一改往事之风，一切唯唯喏喏，甚少发言。其明哲保身的态度，已是非常明显。

石得一这时胆子愈加大起来，每日只管催着舒亶，要他快点得了司马康的口供；一面派人昼夜等候吕公著押解进京。他悄悄打探皇帝的病情，已知是极为严重，要办成雍王的大事，总要赶在皇帝驾崩之前结案，将这司马光等人赶出京师方好。

但奇怪的是，左等右等，吕公著却迟迟没有消息。

范府。

范纯仁登上马车，冷眼看了一眼门前的那个“修锁匠”，重重地哼了一声——早在几年前，范纯仁便已经数次上奏章请求皇帝裁撤、限制皇城司，但结果都是留中不报。当时的皇城司还没如今这么明目张胆、无所顾忌，他便已经对这个机构深恶痛绝，而如今，皇城司的探事兵吏更是公然监视起大臣行止来！只要想起这件事，他便咬牙切齿——他屡次想借机将几个皇城司的探事兵吏杖毙于道，但到底还是竭力隐忍住了。“小不忍则乱大谋”，皇城司敢于如此胆大妄为，说到底，除了欺皇帝病重，不可能理会这种“小事”之外，主要便是仗着背后有宰相吕惠卿撑腰。豺狼当道，安问狐狸！

车夫帮他放下帘子，听到范纯仁的吩咐，高声吆喝一声，在仪卫的拥簇下，参知政事、刑部尚书的车驾，往御街行去。

车内，范纯仁闭上眼睛，又想起八天前在石府的宴会。那一天，也和现在一样，到处都是皇城司的亲事吏。

范纯仁还清楚地记得，在去石府之前，他便已经知道石越不会给人留下把柄——当年石越抚陕伐夏，他与陈元凤负责军需转运，与石越打的交道实在太多了。果然，到了石府后，他便发现宴会除了他之外，还同时宴请了近十位宾客，酒宴之上，仆人歌伎始终不曾回避，主人与客人所谈的话题，也绝不涉及时政，更不用说是陈世儒案。

但在宴会上，石越向他介绍了一个人——刑房都事范翔。

当日与会的宾客，范纯仁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石越只是向他介绍不认识的生客，独有范翔除外。天天在尚书省，低头不见抬头见，他焉有不认识之理？但他也心照不宣，装成从不认识的样子。

果然，第二天，范翔便借着送文书到刑部的机会，单独见到了范纯仁，并向他转达了石越的意思——以攻为守。

石越的这个门生非常的机敏，说话委婉，不着痕迹。范纯仁心里很清楚，石越与范翔，都担心自己是迂腐有余、变通不足的儒生，会反感纵横家的手段。他们害怕弄巧成挫，所以每一件事，每一句都非常小心，总是先试探了，得到他的响应，才敢走下一步，说下一句话。

这样的交流，也亏了范翔，才能说得清楚。

不过他们却小看了范纯仁，早在陕西的时候，范纯仁便已经在心里认定石越是纵横家一派的。范纯仁也认定石越是既要防范，又可以借助、倚重的对象。石越固然不是“君子”，但也不是“小人”。而且，范纯仁心里也很明白，要想对付吕惠卿、舒亶，他只能靠石越的手腕。甚至在侍剑送请帖来之前，他便相信，石越不会袖手旁观。从根本上来说，范纯仁判断石越也是他父亲所说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人。

果然，石越也没有让他失望。

石越的态度很清晰，陈世儒案没有翻案的可能，就算石越本人能见着皇帝，也不会拿这件事来招惹皇帝心烦。不论苏颂有没有想过枉法，因为他先前有轻纵僧人的先例，这时已经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而其余诸人是否去关说过，没有一年半载，也平不了这冤案，况且，难保舒亶不会又污以其他罪名。所以，若想从这里挽回，几无可能——牵扯进这样一桩极恶劣的案件中，就算皇帝心里想息事宁人，但闹到了这地步，也未必能够。

这个判断与范纯仁的判断，不谋而合。

真正让范纯仁感叹的，是石越提出的应对之策。

一面隐忍不发，让吕惠卿、舒亶得意忘形。吕惠卿得此良机，定会借机尽可能的铲除异己，以期独揽大权——这桩案子，固然不足以致政敌于死地，但是贬流远地，却是足矣。但用这种滥兴大狱的手段，难免不使人人自危，许多大臣虽然不敢说话，但即使为了自保，也必然不愿吕惠卿继续掌权；而且他株连的人越多，皇帝便越易认清他的为人。而另一方面，则暗中搜集证据，吕惠卿、舒亶为官都不清白，只要迅速找到较有力的证据，以此反击——不管最后能否扳倒吕惠卿、舒亶，都能让这场一边倒的大清洗，变成一场大混战。而且，要越乱越好，越乱，就越容易转移焦点。

范翔说得很委婉，但也很清楚，这桩案子的主审官是舒亶，那就先要将舒亶扳倒！但是也不能只攻击舒亶一个，要同时攻击吕惠卿、舒亶，以及在这案子中叫嚣得最厉害的所有人，而且弹劾时要有直接的证据，让开封府、大理寺、御史台，全部卷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