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君王有意诛骄虏 第一节（第4/4页）
唐康一时呆住了，这番言论，若是出自司马光之口，他一点也不会奇怪，但是竟然出自石越之口，却是大出他的意料。
他怔了好一会，才想起出言反驳道：“但幽蓟在何人之手，和平之主动权便在谁人之手。况且于京师安全，也至关重要。”
“如今京师墙坚炮利，大名、邯郸屯兵数万，城寨成群，又有火炮之利，更有黄河天险，汴京可说固若金汤。假以时日，国家财力更充裕时，我再说服朝廷，重修太原城，并在太行诸径修筑要塞堡垒，屯以火炮、精兵，谁说和平之主动权便在他人之手？”
石越不以为然的神情，与旧党如出一辙的论调，都让唐康一时难以接受——这与石越往常所说的，反差实在太大。但是这些话却不容易反驳。
“宋辽交兵，大宋输了，后果不堪设想。便是赢了，也不见得有何好处。我们夺了幽蓟故地容易，若辽国就此崩溃，塞北群雄并起，他们互相征战之时还好，百十年间，待到草原统一，出来的必是雄主，到那时，依旧是国无宁日。这哪里比得上一个肯和我们相安无事的辽国？与其于那些蛮夷打交道，倒不如有一个辽国在背面，甚至当他们要平定蛮夷之时，我们还可以帮帮他们，做个顺水人情。你不是不知道‘唇亡齿寒’这四个字，如何却不想想，辽国虽是我大宋的劲敌，却也是大宋的嘴唇？”
“况且我还有许多事要做。”石越这时已不纯粹是在和唐康说话，而更似在发泄自己的情绪，“本朝司法制度若论州一级以上，古今第一，无哪朝哪代可以相提并论。然县一级，却是弊政丛生，连汉唐亦不如。朝廷刚刚喘口气来，我与司马君实、王介甫、范尧夫商谈了几年，好不容易下定决心，要用五至十年之功夫，来解决此事——北事一起，一切皆是空谈。待到战事结束，更不知是何等局面……”
事实上，石越想做的事情远远不止于此。他前一天才与范纯仁讨论了再一次改革的御史台，以加强惩治贪鄙的办法；他还和王安石商量了进一步扶持海外诸侯的方案；甚至还满怀信心的相信有办法推动地方士绅对县一级政务的监督与参谋；他还需要国库有更多的钱来扩大国家的公共服务——比如扩大各个县医学的规模，保证医学的医官们好歹读过几句《素问》、《难经》……但一旦开战，这些事要么拖延，甚至就可能永远没机会做了。
此时的石越，已经淡忘了当年自己也曾如唐康一样，他也曾经是以收复燕云为目标的！
二十多年来，他游离于新旧两党之间，甚至有了所谓的“石党”，他改变着司马光、王安石们，同时，在不知不觉间，他也受到他们的改变。至少，在战略收缩、专心内政这件事上，他原本只是策略性的妥协，但是现在，他已经是真心诚意的支持。
对辽国的妥协，在表面上，他与司马光的保守保持距离，但是石越自己心里清楚，这不过是一种姿态，一种有利于他缓和与反对者之间关系的姿态！而在事实上，如果他坚决反对，以他今日的地位，司马光又如何能独断专行？
他心里根本就是站在司马光一边的。
所以他才如此的激动。
他对唐康发脾气，一是因为唐康这样做的确不太稳重，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知道，唐康的判断是正确的。
事实，已经不可挽回。
他暗中支持的战略收缩政策，已经结束了。
这是一次重大的挫败。石越知道在这件事上，唐康是绝不会理解自己的。他不会被他说服。但是，此时他无暇关心唐康，他想的是，司马光与王安石现在在想什么？
- 张叔夜（1065～1127），北宋末将领。字嵇仲，永丰（今江西广丰）人，张耆曾孙。以门荫调兰州录事参军，历知襄城、陈留二县，通判颍州，知舒、海、泰三州。大观中，召对，除库部员外郎、开封少尹，迁右司员外郎。四年，赐进士出身（《嘉靖永丰县志》卷一）。其从弟为御史，尝弹劾蔡京，至京复相，摭细故贬监西安州仓草场。后来又被召为秘书少监，擢中书舍人、给事中。进迁吏部侍郎，为蔡京所忌，以徽猷阁待制出知海州，历知宣州、济南府、青州。靖康元年，金军南侵，徙知邓州，兼邓州南道都总管。率兵入援京师，拜签书枢密院事。是年，随徽宗、钦宗入金，至白沟，绝食而死，年六十三。后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忠文。叔夜喜谈兵论边事，临难无惧色，李纲尝谓“中有所养，临大节而不可夺”（《跋张嵇仲枢密遗稿》）。能诗，有绝句《歧王宫侍儿出家》，周紫芝称极有风味（《竹坡诗话》卷一）。《全宋诗》卷一二八八录其诗二。《全宋文》卷二九一三收其文十四篇。事迹见《东都事略》卷一○八、《史》卷三五三本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