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集里识沧桑（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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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在文章中还回忆了当年接受法庭审判时的情形。冷冷清清的法庭上只有他和审判员、记录员三个人，没有旁听者，没有律师，没有证人，甚至也没有原告。他“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证是他写的那张大字报，他解释说那是在领导的一再动员下的向党“交心”。审判员质问他为什么上面没有一句自我批判的话，他这才恍然大悟。事隔二十年后，胡佛回重庆时，曾到处打听那位动员他交心的厂领导，想问问他当时为什么要那样做，但一直未找到他，后来听说他因犯了什么罪案被送去劳改了。

说到那位厂领导一味要引胡佛上钩的原因，现在想来，可能是当时各单位都分配了“揪反革命”的名额，厂里的领导掂量来掂量去，只有“政大”毕业的胡佛最符合“条件”，遂出此伎俩，请君入瓮，也未可知。其实，单凭着“政大学生”的身份，即已注定了他们是各种“分子”的“最佳候选”，想逃都逃不脱。法政系的毕业生陈树荣，“反右”时在中山大学任教，上级分派的右派名额还有一个没着落，尽管在运动中他一直沉默寡言，一条意见也没提，那顶“右派”的帽子最后还是落在了他的头上。

还是说胡佛。一年以后，胡佛结束了劳改被送回重庆。此时他已无家可归，他原先的住房早被市府收回。1958年以后，他们夫妻双双蒙难，四个儿女只好分别寄养在了亲戚朋友家。当时既没有钱租房，也没有人愿意把房子租给受管制的人住。后来好不容易租到了一间无人居住的茅草房，一家人算是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谁知，祸不单行。胡佛一家住进去没几个月，邻居家失火，殃及他们的茅屋，好不容易抢出了仅有的几床棉被和几件家具，茅屋很快被大火烧光。之后，居委会安排他们住进了一所中学的礼堂里。胡佛和孩子每天从学校烧过的煤灰里筛捡炭花，然后挑出去卖，借以维生。这期间，胡佛还卖过高粱粑，给学校挑垃圾、冲厕所、修电灯，后来还干过搬运工。一个经济系毕业的大学生，不得不以这样的方式来维持一家人的生计，此中的无奈又有谁能知晓！

就是这样的日子，也不得安生。“文革”风暴一起，胡佛以“蒋介石政大学生”之身，又遭冲击，先是被抄家，继之以无休止的批斗。最后被举家遣送回农村老家，过着“贱民”一样的生活。可叹的是，儿女们也跟着受尽株连。那时没有人愿意与被管制的人家结亲，儿子二十六岁了还找不到对象，后来不得不采取同类三家三角联婚的办法，邵家的女儿嫁给了胡佛的儿子，胡佛的女儿嫁给了王家的儿子，王家的女儿则嫁给邵家的儿子。三对青年的终身大事就这样草草敷衍了。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一步步落实政策，胡佛始得恢复了做人的尊严，并将自己的所学用于社会。1978年，公社聘其担任了中学高中部的老师，教物理和英语。1979年胡佛摘去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1980年法院撤销了1958年的判决；1955年公安局定其为“反革命分子”管制二年的决定，亦经重庆市公安局撤销。1984年，重庆市政府办公厅将胡佛收回原单位、恢复原工资安排退休。1991年胡佛分到了一套住房，1996年又按副处级增加了工资。

像胡佛先生一样，许多留在大陆的十三期“政大”同学都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恢复做人尊严并发挥所学专长的。他们格外珍视行将步入老年的时候所获得的第二次生命，不少人在教学和科研岗位上成绩斐然，颇受称道。分析起来，这种虽然历尽磨难、却依旧乐观进取的人生态度，应该说与他们自身所固有的素养是分不开的，毕竟，在当时能够考取“政大”的也称得上是学子中的佼佼者了。据王孝先生回忆，他报考“政大”的那年，所在的广西桂林考区投考这所学校的有近五千人，而最后只录取了九十多人，差不多是百里挑一了。

1949年当新政权建立的时候，它可以毫不迟疑地接受旧政权留下的全部物质遗产，从工厂矿山到华屋佳园，并且唯恐其遭到破坏，唯恐其不完整，但与此同时它却忽略了旧政权留下的一笔更宝贵的遗产——各种各样的专门人才。须知，旧政权为培养他们已付出了相当的代价，真诚地将他们延揽过来并为我所用，对于百废待兴的国家来说，实在是一桩无本万利的举措。遗憾的是，当时不仅没有把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当财富，甚至把他们当成了包袱。新政权执意要这样做，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彻底割断与过去的联系，因为说到底，新政权的理想不是要延续和发展中国社会已有的现代化成果，而是要打碎旧世界，建设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社会。于是，悲剧发生了。

1992年，胡佛先生偕校友到“政大”旧址——重庆小温泉故地重游，但见“校长官邸黄墙依旧而草坪更新，小泉宾馆代替了原校部的主要地方，校舍已荡然无存。中山堂虽在，但很寂寞，中正堂犹存，却很荒凉，一道长长的围墙横亘其中，旧貌愈难辨认”。感慨之余，胡先生赋诗一首。而胡先生的这首诗，恰好可以借来用作这篇文章的结尾：

官邸黄墙草色新，小泉宾馆乐声频。

七尺围墙隔世纪，两堂寂寞对空亭。

校友相逢难成语，鬓丝纷飞感此生。

只今唯有花溪水，犹念往日政大人。

20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