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蜜月”（第2/3页）

图三 1950年代初，山东崂山流亭的一群小学生在宣传橱窗前看《苏联》画报。

橱窗里《苏联》画报所记载的苏联社会情形，以及画报本身的精良印制，与橱窗前小学生们褴褛的衣着、简陋的书包，形成鲜明的对比，而这种对比所折射的，正是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差异。照片里的孩子们看得专注而投入，只有两个男孩留意到身后照相机的存在。尤其是站在最后面的那个穿花衣服的小女孩，仰着脸远远地看着，聚精会神。她还是刚开始认字的年龄吧，因隔得太远，即使认得一些字，恐怕也难以看清上面的内容，但这无关紧要，光是那些新奇的照片就足以吸引她的眼球，并由此引发美好的向往，因为她已经反复被告知：“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比起崂山流亭宣传橱窗前的那些小学生们，赵兴元无疑是幸运的。1950年10月，全国战斗英雄、时任四十军一一八师三五三团副团长的赵兴元跟随“中国青年访苏代表团”访问了苏联，切身感受了社会主义苏联之种种。图四是赵兴元与郭俊卿（也是一名战斗英雄、电影《战火中的青春》主人公高山的生活原型）会见苏联少先队员。来自中国的战斗英雄，受到苏联青少年的热烈追捧，团团围住他们问这问那。

图四 1950年10月，战斗英雄赵兴元、郭俊卿访问苏联期间会见少先队员。

著名作家张正隆在时隔五十五年之后，追记了赵兴元他们这次访问的所见所闻。集体农庄的机械化收割、斯大林汽车制造厂的流水生产线、莫斯科灯火通明的夜景，让祖祖辈辈生长在农村的赵兴元大开了眼界，也感受到中国与苏联的巨大差距。他不仅丝毫不为这些差距而沮丧，相反地他却为此而欣喜，因为用不了多久，眼前的一切也将变成中国的现实。“参观工厂后座谈，人家给倒水喝。一人来高、方不方、圆不圆的机器，杯子往上一放水就流下来了，杯子快满了咔哒一声就停了。‘放上去就满，端起来就喝。’不是亲眼见的，想都不敢想呀！”他在心里暗自默念道：“不怕，反正苏联今天有的，明天咱就有了，加劲干吧。”

“最能引发赵兴元的感触和联想的，就是参观坐落在莫斯科高尔基大街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纪念馆了。馆里陈列着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译本，冯文彬团长在封面上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士们，曾携带着这本书去参加争取自由解放的战斗。’”张正隆接着写道，“参观奥斯特洛夫斯基纪念馆，赵兴元就不能不想起第一个告诉他‘苏联’和‘保尔·柯察金’的指导员李宪春。他多想对李宪春和当年的那些战友讲：我到苏联来了，我到‘保尔·柯察金’的家了，我看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手稿了，我听到‘保尔’夫人奥斯特洛夫斯基卡娅的亲自讲解了……可李宪春早在山东抗战时就牺牲了……”

七年之后，一位名叫林萍的中国共青团干部也走进了位于高尔基大街上的奥斯特洛夫斯基纪念馆。林萍时任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他是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来到莫斯科的。1957年一个秋日的中午，他约了两位中国留学生给他引路，并兼做翻译，前往拜访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夫人，并合影留念（图五）。1998年，已垂垂老矣的作者写道：“四十年过去了，在写下这篇短文的时候，我仍能一字不差地背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的那句曾感动和激励过几代人的名言：‘人生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属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如今，中苏两国都已告别了属于保尔·柯察金的那个时代。当年“输出革命”的苏联、列宁主义的故乡，上世纪末已步入了人类普世的发展轨道，而中国社会这些年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也是有目共睹的，保尔的事功与精神也随之成为了历史。随着老一辈的相继凋零，保尔这个忠诚无畏的革命斗士的形象，将不可避免地从人们的记忆里渐渐淡去。

对保尔·柯察金曾经的崇拜与敬仰，反映了当年中苏两国意识形态的趋同。这种趋同，在两国的国家关系中曾经起到了某种润滑的作用。同样地，当后来两国间的意识形态发生分歧时（虽然那些分歧现在看来实在有些莫名其妙），国家关系的裂痕就更难愈合了。直到两国不同程度地抛却了原有的意识形态之后，中苏关系才又复归正常。

图五 1957年秋，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林萍在莫斯科拜访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夫人并合影留念。

还有一张照片，拍摄于中苏两国已剑拔弩张的1969年9月，定格了周恩来与苏联部长会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的一次会晤（图六)。而那一年的2月，双方的军队刚刚在珍宝岛爆发过一场武装冲突。我是在这次会晤过去了二十多年、中苏两国已握手言和之后，见到这张照片的。但初见之下，仍感到诧异。假如拍摄的那一年，照片就被我看到的话，我肯定会更为诧异，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那时我和我的同学们正响应伟大领袖“深挖洞”的号召，抱定随时准备打仗的信念，为延伸防空洞而挥汗如雨，就在我的邻校，更有人因防空洞不慎塌方献出了未成年的生命……可见，当年没有将这张新闻照片即时刊布出来，还是明智的。

关于这次神秘的会晤，史料已披露了不少。1969年9月3日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在河内逝世，苏联方面主动向中国方面提议，柯西金参加完胡志明葬礼后直接去北京与周恩来就解决边界争端举行一次会晤。但直到葬礼结束，仍未获得中国方面的答复。联想到胡志明去世后，周恩来并未出席葬礼，而是赶在葬礼前匆匆飞到河内，向胡的遗体告别后当天即回到北京这件事，有人分析是中国方面在有意回避两国总理在河内见面。中国政府当年为什么要这样做？至今仍是一个谜。

柯西金觉得与周恩来会晤已经无望，遂按原定日程飞返莫斯科。不料，途中在杜尚别停留的时候，接到了苏联高层的通知：中国方面已同意会晤，让他马上折飞北京。于是就有了这次会晤和这张照片。

图六 1969年9月，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

当时让我感到诧异的，并不是那次会晤本身，而是照片上两个人那“老友重逢”的亲切，那并非出于外交礼仪的欣悦。这是两位老者的最后一次见面，虽然此时两国已交恶有年，双方的军队也都在厉兵秣马，但照片里自然流露的亲切与欣悦，却不能不让人想起那久违的“中苏蜜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