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生命与时代记忆（第2/3页）

图二 1965年，一位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工”在武汉长江大桥上留影。

照片因其自身所蕴含的丰富信息，有时无需借助更多的文字解读，便可以将人们带入某个特定的时代，即使是那些寻常的家藏照也不乏这样的功能。比起“宏大叙事”来，家藏的老照片，保留了更多的个体生命的温度，这温度既是个体的，也是时代的。

这里有一张照片，是1952年8月太原百货公司二部营业员的合影。（图三）打眼看去，最吸引人们眼球的是，照片上无论男女，除了前排的一位男士和后排的一位女士之外，都穿着清一色的花布衣裳。在那个年代，女人穿花布也就罢了，大老爷们穿花格衣服是很为中国人忌讳的，在早年的革命影片里，只有阿飞、特务才这样打扮。然而，当中国实行“一边倒”，完全投入苏联老大哥怀抱以后，倾力消费苏联的舶来品，自然也变成了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这张原本为“临别留念”而拍摄的合影照片，多年之后，其拍摄的初衷，却被照片上满眼的花衣服喧宾夺主，反而成为了特定时代中苏“蜜月”的某种佐证。

这张全家福（图四），拍摄于1969年，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合影。因为大哥要“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插队，全家人到照相馆里照了这张像。这张家庭的临别留念，与前面那张单位同事的临别留念，虽然时间上间隔了十七年，却有一些一脉相承的东西在里面，前者是集体穿花衣裳，后者则一律佩戴领袖像章。所不同的，是后面这张照片里人们的表情显得有些凝重与忧郁，越发让人觉得别在胸前的领袖像章有些沉甸甸的（那像章原本就大得不成比例）。十七年间，政治运动接踵而至，从工商业者到知识分子，从党政官员到基层百姓，像过筛子一样，各个阶层的人几乎无一幸免。照片上的一家之长，不过是水产养殖场的一名普通职工，“文革”一闹腾起来，也要为如何“站队”而焦虑，想独善其身、逍遥事外都不行。作者姜维平在文中说，他父亲年轻时爱好文学，还尝试写过小说，后来又迷恋技术革新，发明了海带分苗机，长春电影制片厂还为此拍了辑新闻纪录片，但此后父亲“便一步步一点点走向人生的衰败，其中原因十分复杂，至今仍是不解的谜团。我想这很可能和他所处的时代即人人都要佩戴毛主席像章的政治体制有关。父亲一生都在追求个性的解放，而生活却需要整齐划一和千篇一律”。

图三 1952年8月7日，太原百货公司二部营业员的临别合影。

图四 1969年，一个普通家庭的合影。他们胸前佩戴的那枚沉甸甸的领袖像章，正是那个时代的徽记。

上世纪70年代，几位参加工作队到农村“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轻人，一次看过电影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后，为洪常青英勇就义的场景所感召，萌动了模仿洪常青就义并拍照留念的念头。经过一番精心准备，他们找齐了铁锁链、假胡子、红墨水等道具，到野外的一棵大树下完成了这项“行为艺术”（图五）。作者王兵在随文中写道：“或许我们的举动在今天看来显得很幼稚，可当年我们崇拜英雄的情结却是真诚而热烈的。”

诚如作者所言，那是一个“英雄辈出”且以“英雄辈出”为自豪的时代。全社会都沉浸在树英雄、学英雄、做英雄的氛围里，各种文艺作品里也到处充斥着“高大全”的人物。“见贤思齐”在古人那里，还只是一种提倡，而到了那个特殊的年代，则变成了一种强制，一种大家必须遵循的人生模式。但是，任何事情到了极端便走向反面，“英雄情结”的膨胀也不例外。那时人们一心想当“英雄”，几近为英雄而英雄。上海有个知青为了捞回一根电线杆子，毫不犹豫地跳进滔滔洪水，以至于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的事迹被举国宣扬，至于一根电线杆与一个年轻的生命孰轻孰重，没人去想，重要的是此举所表现的英雄主义精神。可见，在那个年代里，伴随“英雄情结”无限膨胀的，是个体生命的贬值与被轻忽。“英雄”情结的弥漫，曾使几代人的心灵被扭曲，其负面影响，至今犹在。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社会能否进步、进步得快慢，并不在于这个社会产生了多少英雄，而在于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人享有多少发展与选择的自由，以及这个社会里有多少以正常的、理智的心态生活的普通人。

图五 1970年代，一位叫王兵的青年扮作洪常青，与伙伴一起重演“英勇就义”的场景并拍照留念。

事实上，那些能“以正常的、理智的心态生活的人”，在这之前，经过“反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不断改造后，多已不知所踪。

六十八辑《老照片》曾刊出过李象新回忆父亲与母亲的稿件，其中谈到他父亲李禹九对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的执拗态度。（图六）李禹九自互助组起就拒绝加入，短短几年里，合作化的规模急剧升温，先是初级社，又是高级社，直到全县就剩了他一个“单干户”，乡干部找他去谈话，以近乎威胁的口气对他说“单干就是搞资本主义，就是阶级敌人”，李禹九仍我行我素，不为所动。面对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竟顶着铺天盖地的压力，如此执着于自己的抉择。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支撑着他呢？当儿子因父亲单干而不能入团，回家劝说父亲的时候，李禹九并没有讲出什么大道理，只是说：“他们瞎折腾，不会好。”而个体终究是脆弱的，尤其在一个漠视个体存在的社会里，个体抉择的价值更是可以忽略不计，李禹九到底无法摆脱社会的裹挟，在人民公社化的时候，被强行入了社。不幸的是，此后没多久，完全出自一个农民李禹九朴素生活经验的预言，即一语成谶……

图六 1959年，李象新父母的合影。照片上的这位普普通通的中国农民，他的睿智与执拗，完全有理由为历史所铭记。

个体的抉择与体制的冲突，往往带有普遍性，重要的是如何通过制度性的安排，来协调两者之间的矛盾，这也是多少年来中国人生存与发展中的一个很大的瓶颈。著名政治学者冯克利说过：“你可以认为我没有价值，我也可以认为自己没有价值，但是当一种制度认为个人没有价值时，那是很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