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空一缕余香在此奚啸伯往事（第4/5页）

尹丕杰苦笑道：“我与先生政治身份相似，但根柢不同，先生是四大须生，我不过是饾钉小儒，在景县京剧团当编导，临时工而已，不值一提。”

奚啸伯沉吟不语，尔后话锋一转：“好，我单听听您对《红云崖》的意见吧。”尹先生谈了一大堆看法，还间杂提了一些修改建议。

奚啸伯听完，客气地说：“高见，高见。”又问：“您看过我多少戏？”

答：“不太多，但也不少。”

“请评一评。”

“不敢，不敢。”

奚啸伯一再催促，尹先生说：“这样吧，我只就先生的唱工写几个字吧。”便从记录纸夹里抽出一页白纸，写了“鹤鸣九皋”四个字。

奚啸伯看后，说：“过奖，过奖。”

尹又写了“雁落平沙”四个字。

“啊，知音。难得的知音。”奚啸伯显然有些激动。

“先生别急，还有几个字呢。”接着写道：“寂寞沙洲冷。”

奚啸伯半晌无语，后长叹道：“命该如此。”说着将写着字的纸片叠起来，想往衣袋里放。

尹丕杰夺过来，撕碎扔掉。说：“无知妄见，不值得您保存。”

奚啸伯苦笑着，说：“对，对。”这时，会议室早己空无一人。偌大一间厅堂，奚啸伯神情萧疏，显得有些孤凄。

自一九五七年后，他就是一个寂寞的歌者。

【听敌台】

一九六三年下半年，石家庄京剧团被派到束鹿县新城镇去搞“四清”运动。奚啸伯也去了，接受革命锻炼和考验，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那时，江青已在戏曲界发号施令，大力提倡现代戏，禁演传统戏的风声一阵紧过一阵。大家都不敢用老戏吊嗓了。一天晚上，奚啸伯听半导体收音机，无意中听到播出一段老戏。

一听：“昔日有过三大贤，刘关张结义在桃园。弟兄们徐州曾失散，到后来相逢在古城……”这是《珠廉寨》里老生的唱段，越听越觉得像是自己在唱。

再听：“一来是老贼命该丧，二来是弟兄得团圆……”他确认是在播放自己的唱片，心里害怕，但越怕越要听。这是什么电台？他决定听完：“劝贤弟休回长安转，就在沙陀过几年，落得个清闲。”

最后，听播音员说：“这里是中华民国……”他吓得赶快换台。然而，一切都来不及了。

奚啸伯偷听敌台，这是他“文革”中的一大罪状。

【这叫生活？】

一九六四年，北京举行京剧现代戏会演。会演完毕，赵燕侠等名演员提出不再拿保留工资的建议。他听说后，马上向组织提出要按国家一般干部工资制度领取工资的要求。其实，奚啸伯无房产，无积蓄，家里连些像样的家具也没有，薪水月月领，工资月月光。有人很反感他的表态，说：“你又不是党员，干嘛这么积极？”

他置之不顾，坚决提出减薪。说：“只要我知道是党的意思，我决不犹豫。”

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剧团很多人为表忠心，彼此揭发互贴大字报。而给奚啸伯贴的大字报就更多了，因为是右派，是团长，是“反动艺术权威”，从前在张学良部队当上士录事，故又加上一个“历史反革命”罪名。于是，他被压在四顶大帽的底下。剧团一向是靠他挣钱的，很多演员都是跟着他学戏、唱戏的。现在，这些人都来揭发、斗争、打击他。一时间忘恩负义成了时尚，不再是恶行。

文明处在不文明的脚下，文化攥在无文化的手里，奚啸伯开始了人生最后的挣扎。他除了接受各式各样的批斗和体罚以外，还要扫地、生火、筛炉灰、捡煤渣。每月发五十元的生活费。后来，造反派说：五十元太高了，便降到十五元。他是“四大须生”，一辈子好吃喝。生活水准骤降，精神压力陡升，使他几乎垮掉。先是牙齿脱落，又无钱镶牙。接着，就是急性肺炎。咳出来的都是血痰。奚延宏吓坏了，赶忙和孙子奚中路一起把他送进医院。

是幸运，也是命大。在医院得遇一位顾大夫。他医术高超，又是戏迷，特别喜欢余（叔岩）派，便暗中给奚啸伯以特别关照。顾大夫也是边劳动、边看病。每次看完病，俩人都要说说戏。奚啸伯的胆小，老戏一句不敢说，只讲现代戏，或者讲点发音、吐字及韵律。有了好医生，奚啸伯才渐渐康复，出了医院。

出院之后，生活依旧清苦。十五元的生活费扣除十二元的伙食费以后，他只能拿到三块钱。奚啸伯的烟抽得厉害，所以这三块钱里，还包括烟钱。他专买一毛钱一盒的“太阳”牌纸烟。如果伙食费里能剩下一两毛的话，他就拿来买火柴。

这叫生活？中国人的忍辱负重、苟且偷生，无敌于全世界。

【因他而死，为他而瘫】

陈宝山是奚啸伯的“跟包”（京剧术语。戏班里的主要演员自己配备和随带的琴师、鼓师和后台服务人员）。奚啸伯从来没亏待过他。俩人相处极好，像是亲兄弟。“文革”中，奚啸伯挨批斗。陈宝山心里同情，可不敢有半点流露。一次，剧团到工厂俱乐部演出，奚啸伯父子下午就赶到演出地点打扫前后台、装台、打水，做演出的准备。奚啸伯有些劳累，开戏前躺在戏箱上面休息，不知不觉就睡着了。陈宝山看见他蜷缩着身子，怕他冻着，便偷偷给奚啸伯盖上了自己的棉大衣。这事被“革命群众”看见，揭发后被造反派狠狠训斥了一顿。

后来，石家庄搞起武斗。奚啸伯看情况不好，就逃出剧团。等他再返回剧团却发现自己的铺盖全丢了。他每月十五元，怎买得起被褥？儿媳说：“天凉了，父亲没被子可怎么办？我记得父亲包行头（京剧服装的统称）的包袱皮儿很大，不知道还有没有？明儿请陈师傅给找找，我用大包袱皮儿给父亲做床被子。”

陈宝山果然找到两块大包袱皮儿，儿媳接过来，就赶紧动手，做成了被子。这事又被“革命群众”揭发出来。造反派的脸上，个个都是凶相。他们厉声呵斥陈宝山“阶级界限不清，到现在还和奚啸伯往来”。遂勒令他第二天向“革命群众”做出交代。这可把胆小怕事的陈宝山吓坏了，他担心自己说不清、道不明，更惧怕那些血淋淋的斗争场面。中国人原本是一个理智善良的民族，官民又是两个天下，那边一有风吹草动，这边就有回护之情。现在不同了，一夜之间专政早把个民间天地也砸个粉碎。革命者走大道，能否给陈宝山这样的草民留下一条小路？可四下里张望，哪儿还有小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