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阮小五的债

引子

短命二郎阮小五一拳击在了赌桌上。

真他妈背，连买了十次单，结果庄家连开十把双。

东家笑眯眯地把银子从阮小五面前搂了过去，说老五你最近手气差，就别玩了，回家安心打鱼吧。

阮小五说放你娘的屁，老子什么时候认过输，等着，我回家拿银子。

出了赌庄，阮小五却并没有朝家里赶，他清楚家里连一枚铜钱都没有，连老娘头上唯一的金钗早上也强抢了来，阮家现在除了空气只剩下墙壁。

但阮小五心中自有财神爷。

石里正看见阮小五，露出一丝苦笑。

“又输光了，老五，手气不好就少赌点。”

“废话少说，江湖救急，再贷我十五贯。”

“你今年已经借了八十贯，官府的青苗钱利息虽然不高，但这样下去也不行啊！小五，年底还不了钱，你我都要倒霉滴。”石里正低声下气地对阮小五说。

“借不借一句话，不借以前的账也别想跟老子要！大不了拍屁股走人。”阮小五脸一黑。

“好！好！我怕了五爷你，借借借。”

看着阮小五揣着银子得意地扬长而去，石里正擦擦脸上的汗，心想这是什么世道，借钱的成了大爷，年底秋收的时候，这账，不好要了，等待自己的，恐怕只是县太爷打在屁股上的板子了。

一个时辰后，阮小五又身无分文地走出了赌庄。

去年的赌庄，他峰回路转，今年明显没有这个运气。

等待他的，是官府的牢狱。

不过很快，阮小五就能看到希望，一个叫吴用的老熟人会给他介绍一条发财致富路，他再也不愁如何偿还官府的青苗钱。

劫生辰纲，逼上梁山。

后来在梁山上，阮小五会偶尔怀念一下在山下赌钱狎妓的快乐生活，总结自己最终落草为寇的原因，除了那个王八蛋军师吴用的诱惑外，阮小五认为最重要的一条是：

——谁叫他妈的朝廷也放高利贷。

一

在王安石变法中，在理论上最为完善并为后世所惊叹的就是青苗法了。

“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当王安石抛出他的理论时，帝国很多人都不以为然。

天下的财富是有限的，国库里多了，老百姓手中就少了。你王安石又不是魔术师，能让钱变成母鸡，鸡生蛋，蛋生鸡。

王安石潇洒地拿着魔术棒，祭出了青苗法这一招。

农民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向政府贷款，秋收的时候归还，利息不重，才二分（相对那时的民间高利贷），既可帮助农民渡过难关，又增加了政府的收入。

从理论上来讲，青苗法唯一损害的只是民间那些吃人不吐骨头的高利贷们的利益，青苗法相当于把那群人的利益剥出来，让农民与政府共同分享。

千年后有人盛赞王介甫天才的设想，已经非常符合现代的经济学理论，比起同时代的人，他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其实老王的青苗法同样也不是首家独创，李唐王朝在中后期囊中羞涩时就小范围实行过政府放高利贷增收的办法，只是像王安石变法这样推行范围之广，制度之完善，当然是史无前例的。

老王长时间不愿进京做凤尾，而宁愿呆在地方充鸡头，就是因为在地方上，他可以对他的改革良方进行临床实验。老王在鄞县当县长时，就在他的地盘上试行过青苗法，效果好得一塌糊涂，农民渡过难关了，政府增加收入了，高利贷富户干瞪眼了，死账呆账也很少，这坚定了他后来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青苗法的决心。

但理论上万无一失的良策在全国实行下来却是一地鸡毛，怨声载道，被旧党认为是变法中最具危害性的毒瘤。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推行过程中出现的几个重大问题是王安石无法解决的：

一是基层官吏层层加息，成为了贪官敛财的重要手段。原来中央规定只收二分息，有的地方却收到了六分七分，或缩短还款周期变相加息，帝国对此没有有效的制约机制。

二是各级行政部门为了完成行政目标考核，部门领导为了突出政绩，强迫富户农民在不需要借贷时贷款，变相加重了农户的负担。

三是如果遇到水灾旱情，自然灾害地区颗粒无收的农民无力偿还贷款，政府强行索债，还不上钱的农民只有当流民逃难。

这些问题在王安石在鄞县当县长搞试验田时都不会遇到：第一，老王为官清廉，不图钱；第二，上头没有行政目标考核，农户完全可以凭借个人意愿决定借不借钱；第三，王安石在鄞县任期没有发生过严重的自然灾害，死账率自然小。再说，两袖清风的王介甫也不会逼迫还不上账的农户当流民。

事实上，青苗法的致命弊病，那位老于世故的司马君实看得非常透彻。他说的那句话或许漫不经心，却一语中的：

——民间为富不仁的大户之家放高利贷，都会被世人所唾骂，何况是政府呢？

虽然你的利息低，可五十步和一百步有本质的区别吗？

青苗法，从表面上看，是为了解决农民青黄不接的问题，由政府出手救济，但是这个救济手段是有前提的——有偿的。说白了，前者是手段，后者才是目的，即政府放贷收取利息，这注定了青苗法的价值取向是赤裸裸的经济利益，即达到王安石所说“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目的。

作为一个县长，如果没有青苗法，那么他或许会烧香许愿希望全县都风调雨顺，农民都有饭吃，他业绩声名财富三丰收。

但在青苗法实施后，一旦该县长的梦想成真，即这个县的农民都有饭吃，就无人向政府贷款，那么年终，该县长青苗贷款业绩则可能为零，可能会被戴上“阻挠新法”的罪名，以致乌纱帽不保。

就像所有的棺材铺老板都喜欢死人，所有的花店老板都喜欢情人节，而所有的雨伞店老板都喜欢下雨一样，作为青苗贷款执行人的官吏们肯定希望每年有很多人需要他们的贷款。

从根本上说，这和他们作为一方父母官的基本职守是相悖逆的。

因为不是每天都有人需要青苗贷款，完不成任务的基层官吏们，可能几乎是潜意识地使用一项东西——权力。

这正是司马光苏轼之类的旧党最担心的事情，在他们看来，拥有权力的政府放高利贷犹如开着坦克向各家商户要保护费的超级怪物，远比民间拿着水果刀的小混混危险得多，虽然他们要的钱可能比较少。

司马光的话还有另一个层面的意思：借钱，当然就涉及到还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