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第2/5页）

多铎攻入扬州之后，对这座美丽的城市展开了一场空前的屠杀与洗劫，当时一位名叫王秀楚的扬州文人亲身经历了这惨痛的一幕，作为幸存者，他写下了一篇题为《扬州十日记》的文章，并且郑重告知读者，他所写下的都是亲眼所见的事情，那些耳闻的东西虽然或许同样真实，但不在他的记述之内。根据王秀楚的说法，史可法的扬州守军有很大一部分分散地在各处民宅里居住，杨的家里就住进了两名士兵，这些军人毫无军纪可言，对百姓敲诈勒索，祸害践踏。王秀楚和邻居们终于感到难于应付，就商量了一下，集资宴请这些士兵的头目，一位姓杨的将军。

杨将军对王秀楚等人的吹捧和豪爽作出了相应的回报，对部下做了一定的约束。这位杨将军看来还具备一些艺术修养，对音乐相当在行，会弹琵琶，他在酒席宴上对王秀楚等人表示，希望能为他找来当地名妓，也好在军务之余弹唱作乐。

王秀楚的这段记载为我们展现了三种人的面孔：一是缺乏文化修养的普通明军，他们以勒索百姓为能事，战争为他们提供了发财和耀武扬威的机会；二是具备一定文化素养的军官，他们的文化素养完全应用在一些“高级娱乐”当中，他们和他们的部下在道德准则与行为操守上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只不过，他们腐败得“更有品位”；三是以王秀楚本人为代表的文人士绅阶层与平民百姓，他们操心的并不是国家的安危存亡，而是试图在大动荡的背景下明哲保身，花钱买个平安。于是，史可法满怀一腔热血，誓死守卫的扬州城理所当然地被多铎军队在一日之内便即攻破。扬州的例子同样也解释了清军为何能在中原版图上如此地摧枯拉朽，如入无人之境。

百姓是但求平安的，统治者是谁，是哪一族的人，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内容。在城破之后，王秀楚从窗子的缝隙里偷望到清军军容严整，即便在雨中步伐也整齐划一、丝毫不乱的时候，他的心终于暂时地安定下来，觉得这是一支军纪严明的队伍，应该不会对老百姓有所不利。

王秀楚的看法是很有代表性的，大家在破城的刹那，并不关心国家的命运是否会因为扬州这座江南重镇的陷落而走入万劫不复的境地，而仅仅关心自己的身家性命是否会受到新的统治者的威胁。更进一步说，他们担心的是，新入城的军队是否和明朝的守卫部队一样可恶，或者比他们更要歹毒？当王秀楚一看到清军严明的军纪时，他那颗一直提在嗓子眼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是啊，谁来统治这座城市，乃至这个国家，都无关紧要，关键是不要骚扰百姓的正常生活。

在1645年前后的清军，确实已经改变了当初对汉人敌对势力的屠城策略。在入侵初期的屠城行为带有原始的报复色彩——因为遭到了守卫部队的顽强抵抗，所以在城破之后大肆屠戮，以发泄自己胸中的怨愤。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局势对满洲人的逐渐有利，屠城便被统治阶层明令废止，这并不是出于统治者的慈悲心，而是纯粹的政治权谋的需要。满洲人的目标已不再是简单地从汉人手里掠夺财富，而是要完全地统治曾经属于汉人的这片国土，所以他们需要亲和力，需要不战而胜的战果，也需要为自己的统治“正名”。

所以，王秀楚的安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他或许还期望过清军的到来会如同上古传说中的武王伐纣，在安然得到人民的拥戴之后建立起新的井然的秩序，显然，明朝政府的统治虽然名正言顺同时又具有历史的惯性，却远非是赢得人心的。但是，随后看到的景象让王秀楚大吃一惊，他看到清军的队伍里开始有了大批的扬州当地女子，明显是遭到了掳掠。事情的发展大大出乎王秀楚的意料，多铎看来是要给决意抵抗清军的汉人以一次震慑，他下达了屠城的命令，随即，清军展开了对扬州城的疯狂洗劫。

在王秀楚的记载里，清军的面孔固然可憎，可是，更让人觉得恼火与心情复杂的却是扬州本地的一些汉人。清军刚开始进行洗劫的时候，虽然挨家挨户要钱，但只要得到一些财物也就无事离去，有时候恫吓一下，却并不真的伤人。但没过多久，局面就开始混乱，有人交出了大批财物还是被杀，原来是扬州本地人充当了清军的向导。汉奸的嘴脸是可以想见的，正是他们教授了清军该如何“有效地”劫掠财物，自然也会在表忠心的同时为自己适当地分一杯羹。在这些人身上丝毫看不到民族的尊严与做人的良知，城破的劫难对他们来说只是一次绝佳的发财机会。

很快地，局面不可控制，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无时无刻不在上演着杀人、掳掠、强奸的惨剧。街道上堆积着尸体，素以美貌闻名的扬州女子纷纷以身体换求性命，并成队地被押送至苦寒的东北地区，成为满洲人足堪炫耀的战利品。其中别样的情景是，当王秀楚一行人被押解到一处大宅的时候，他看到一名扬州女人衣着光鲜地在清军面前挑选被掳掠来的衣物，一副欣然自得的样子。每看到值钱的物品，她就向清军曲意逢迎，媚态乞取，毫无羞耻之色。王秀楚听满洲士兵后来曾对人说：“我们当年征服高丽的时候，曾掳掠高丽妇女数万人回满洲，其受尽屈辱而无一人投敌变节，何以堂堂中国，竟然无耻至此？”王秀楚感慨万千，认为这正是导致中国大乱的原因。那一天里，王秀楚还看到其他被掳来的女子被勒令脱掉被雨水打湿的衣服，女子们裸体相向，隐私尽露，痛不欲生，而后被当地的制衣女人量体换上新衣，给清军佐酒淫乐。

王秀楚在这里为国家的大乱所归结的原因，在他的前世与后代都有人会对此产生共鸣。蒙元入侵的时候，日军侵华的时候，都可以找出大量相同的例证。人们自然会有疑问：中国一向以“礼仪之邦”自诩，何以在关键时刻里许多人所表现出来的却完全是另外一副模样？

在屠城结束的时候，根据焚尸簿记载的数字，扬州城内总共死亡人数有八十万上下，这还不包括投井投河、闭户自焚以及在偏僻处自缢的死者。八十万，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要知道，时间尚近的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是三十万，扬州的死者竟然比这个数字还要多出将近两倍！更有无数的女子被掳至东北，准备接受比死亡更要严酷的命运。城市的悲剧，莫过于“扬州十日”。

但是，王秀楚的记述中所揭示的另一个问题是，城市的劫难不能完全归罪于清军。抛开上文提到的扬州本地人为清军做劫掠向导的事情不谈，多铎在5月25日，即屠城的第六天，下令封刀。其后，清军开仓赈粮，伤痕累累的市民开始哄抢粮食，体力好的人搬运了一次又一次，体弱多伤的人则一点米也拿不到。在这个时候，至亲好友也互不相让，人们为了粮食，再一次放弃了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