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类历史上的战争（第4/19页）

去帮助希腊的欧洲人试图使希腊人接受他们的军事文化，但失败了。克劳塞维茨没有试图使哥萨克人接受他的军事文化，但即使试了也一定会失败。克劳塞维茨和支持希腊独立事业的欧洲人没有认识到，他们自己的西方作战方式，也就是18世纪伟大的法国元帅德·萨克斯（Marshall de Saxe）在对土耳其人及其对手的敏锐评判中所总结的“秩序、纪律和作战方法”，是他们自己文化的表现，而“活下去等第二天再打”的战术则是哥萨克人和希腊游击队员的文化的表现。

简而言之，克劳塞维茨对“何谓战争”这个问题的回答在文化层面上失于片面。这也难怪。从自己的文化中抽身出去，超然地观察它如何塑造和影响每一个人，最后形成他个性的定型，这对所有人来说都绝非易事。坚信个人主义的现代西方人也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对这一点难以做到。克劳塞维茨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是受启蒙运动教育长大的孩子；他生活在浪漫主义时代的德意志，是知识分子，也是改革的实干家；他注重行动，批评社会的弊病，并坚定地相信必须改造社会；他敏锐地观察现在，热切地希冀未来。但他没有看到，他作为一个有中央权威的欧洲国家的职业军官，与自己所属阶层的过去有着多么深刻的联系。他的思想已经非常精微深邃，但如果他的思考再加上一个方面，或许就能认识到，战争包括的远不只是政治。战争从来就是文化的表现，它还经常是决定文化形式的一个因素；在有的社会中，战争就是文化本身。

克劳塞维茨何许人也？

克劳塞维茨是位团级军官。对这个概念需要稍做解释。团是军队中的一个单位，通常有1000多人。在18世纪的欧洲，团开始成为军事活动中确定的单位，并原封不动地保持至今；事实上，尤其是在现在的英国和瑞典的军队里，一些团的历史连续三个世纪从未中断过。然而，当团在17世纪刚刚诞生的时候，它在欧洲不仅是新鲜事物，而且是欧洲生活中一个革命性的发展。它和自主的官僚机构以及公平的财政当局一样影响深远，而且和它们密切相联。

在语义学上，“团”这个字与政府的概念相关。它是确保国家对军队保持控制的手段。促成它产生的原因错综复杂，可追溯到在它出现200年前的一场危机，那是欧洲的统治者和为他们提供军事服务的人之间的危机。过去，国王要打仗，得靠在乡间拥有土地的贵族募集军队；国王赋予贵族拥有当地土地的权利和主事的权威，贵族则保证当国王需要时，根据自己所有土地的大小按比例提供一定数目的武士，时间的长短事先说定。这种制度归根结底是由生存的需要所决定的：在原始经济中，粮食的收获和分配受制于运输方面的困难，所以武士必须牢牢地和土地结合在一起，这样才有权得到收获的粮食，不致沦为劳动阶层。

然而，这个封建制度并不整齐划一；它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的形式大不相同，难以分门别类，执行的效率也非常低下。到15世纪，效率已经低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当时，欧洲内有分崩离析之忧，外有强敌窥伺之患，几乎处于永久性的战争状态，封建贵族的军队根本无法掌控局面。曾尝试过给祸患最大的地区的贵族以更大的独立，或付酬金给参加打仗的骑士，但这些措施不仅没有达到提高军队作战效力的初衷，反而使问题进一步加剧。拥有封地的贵族不肯应召率兵勤王，而是构筑高墙深垒，组建私家军队，擅自出去打仗——有时是对国王作战。国王如果有钱，会招募雇佣军来补充封建贵族派来的军队。到了15世纪中期，欧洲的国王和大土地领主都深受雇佣军之害。原来招他们来打仗，答应付他们钱，但后来钱用光了，于是他们就在当地为害一方，无恶不作。拿不到钱的雇佣军成了一大祸害，有时老百姓对他们就像对马扎尔人、撒拉森人、斯堪的纳维亚人这些入侵者一样害怕，就是这些入侵者造成了欧洲到处兴兵备战、堡垒林立。

统治者左右为难：若是招募更多的雇佣军来恢复秩序，就要冒出现更多流寇的风险（法国人叫他们“écorcheurs”，意思是焦土者）；若是对无法无天的乱象放任自流，就意味着耕种土地的农民难逃遭到强奸和抢劫的命运。最后，受害最深的法国国王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查理七世认识到，焦土者“虽不愿意承认，但实际上已经成为武士中为人不齿之徒，然而，他们还是希望有朝一日得到国王或高等贵族的承认，”于是，“1445—1446年间，他不是像有人所说的开始建立常备军，而是从大量的士兵中”择优录取。被选中的雇佣兵组成编制一致的连队，并得到正式承认，成为为国王打仗的仆人。他们的职能还包括消灭除他们以外的其他雇佣兵。

查理七世的发明称为“连队编制”（compagnies d’ ordonnance），由步兵组成；步兵的社会地位低于封建骑兵，打仗时在气势上就先落了下风。别人对他们也不看好，因为人们普遍怀疑他们在战场上能否抵挡得住骑兵。其实有些步兵，特别是没有君主的瑞士人，已经表明他们只用长矛大刀就能打败骑兵；当简便有效的手枪在16世纪初得到普及后，如军事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所说，伦理的问题即通过技术得到了彻底的解决。那以后，骑兵虽然仍坚持要社会承认其古老的社会地位，但他们在步兵手下连连受挫，在战场上变得日益无足轻重。与此同时，由于火药对作为封建骑兵首领的贵族所据要塞的打击，骑士的社会地位也每况愈下。查理七世之后的查理八世首先有效地使用了机动大炮这一新型武器，它强大的打击能力使封建贵族再也无法倚仗坚固的堡垒来蔑视王室的权威。这一过程始于15世纪90年代，到了17世纪初，那些贵族的后代被国王赐封为陆军上校就已经引以为荣。

上校是“团”的领导，下属几个“连”；经验证明，“连”这个单位太小，在战场上不能独当一面，社会地位高的人也不屑当连级指挥官，除非是皇家禁卫连。大多数欧洲国家军队中的团级上校指挥的是自家的军队，和进入18世纪很久后仍然与新兴的皇家军队共存的雇佣军的首领一样。皇家从国库给拥有自家军队的团长拨出一笔一次性的款项，由他们随意用这笔钱来给士兵发饷或买制服，团还经常靠出售上尉和中尉这些下属军官的职位来增加收入；直到1871年，英国军队中还流行“买”军衔的做法。

封建时代晚期和宗教战争期间，雇佣军只要钱一用光，通常就解散各奔前程（除非像在意大利的几个城邦所发生的那样，被雇的人控制了政府）。新生的团却很快形成了与雇佣军截然不同的一个特点：它们成为皇家——后来是国家——的永久性机制，通常在省级城市建立固定的司令部，从周围地区招募兵员，军官则来自彼此关系密切的几个贵族家族组成的小圈子。1792年，克劳塞维茨年方11岁就参了军，他加入的普鲁士第34步兵团就是这样的一个团。它创立于1720年，驻扎在离柏林40英里处勃兰登堡的新鲁平镇；上校是皇族的一位亲王，军官来自普鲁士小贵族；士兵则募自社会上最穷苦的人，没有服役期限。士兵都带着家眷，再加上他们在过去的战斗中负伤致残的战友，占了镇上人口的一大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