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第2/2页）

伊斯兰国家遇到的那个文化正是西方文化。它由3个要素组成，一个是自身固有的，一个是从东方学来的，还有一个是它通过适应和试验获得的。这3个要素是道德、思想和技术。道德要素来自古希腊人。是他们在公元前5世纪摆脱了原始作战方式的束缚，尤其是作战中对程式的尊重，采用了面对面你死我活的战法。这种对传统方法的背离始于希腊人彼此之间的战争，外部世界初次接触到这种战法时深为震惊。关于亚历山大大帝和仍保留着原始作战程式和马背上武士的躲避战法的波斯帝国的战争，阿里安做出了详尽的叙述；它既是真正的历史，也是文化差异的一个范例。大流士皇帝是真正的悲剧性人物，他所代表的文明面对亚历山大这样的敌人不知如何是好：他们占了上风后不肯罢手，用钱贿赂，派人说项都不管用；他们什么事都要放到战场上去解决；他们打起仗来似乎胜负比什么都重要，连个人安危都抛在脑后。大流士是被他的随从杀死的，他们希望把大流士的尸体留在那里让亚历山大看到，自己就可以逃过一劫。这极好地说明了权宜和荣誉这两种不同的战争道德之间的文化冲突。

徒步作战至你死我活的道德守则——这里必须说明是徒步作战，因为这一道德守则属于步兵，与骑兵作战无关——后来通过意大利南部的希腊殖民地传到了罗马。它一定也传给了条顿民族，罗马与条顿民族进行了一系列殊死决战，最后以失败告终；至于是如何传到条顿民族那里的，到现在仍然没弄清楚，也许会成为一个永远的悬念。然而，入侵罗马的条顿民族毫无疑问是采用面对面战法的。若非如此，他们肯定不可能打败罗马军队，尽管在西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个世纪，罗马的军队已经凋敝不堪。后来建立的各条顿王国取得的一个特殊成就是把面对面的步兵战法吸收入了马背上的作战。因此，西方的骑士和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不同，作战时直冲敌人的大军所在，而不是远远地趁机突袭。他们在夺取圣地的十字军东征的过程中遭遇了阿拉伯人和马穆鲁克的军队，其间发现自己原来面对面的战法经常不能奏效；在和不把避免直接交锋视为耻辱的敌人作战时，冲锋不起作用。然而，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在中东的冲突导致了双方的文化交流，其意义非同小可。它解决了基督教徒一直以来关于战争是否合乎道德的困惑，因为它把圣战的道德观念传到了西方，给西方的军事文化注入了此前没有的意识形态和思想的要素。

蕴含着个人荣誉概念的面对面的作战方式和意识形态的要素就这样结合在了一起，剩下的只等加上技术要素就构成了完整的西方作战方式。到18世纪，火药革命已经被广为接受，火药武器也得到了完善，这个要素终于到来了。为什么西方文化对技术带来的变化热情接受，而亚洲文化却没有（而它的性质完全不是泥古不化的），这个问题不属于本书讨论的范畴；然而，我们应该认识到，亚洲文化之所以没有适应技术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仍然遵守着一种军事克制的概念。军事精英坚持唯有他们才有权使用传统武器，无论他们的武器与其他地方新出现的武器相比是多么落伍。其实，这种坚持是一种非常合理的军备控制方法。西方世界抛弃了军备控制，走上了另一条路，结果就是克劳塞维茨所谓的真正的战争：它是政治的继续——克劳塞维茨视之为战争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内涵；它以作战为手段——克劳塞维茨所理解的作战就是面对面的战斗；它使用西方技术革命发明的武器——克劳塞维茨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

克劳塞维茨去世后的年代里，西方到处攻城略地。19世纪期间，亚洲所有国家的人民都被西方置于统治之下，只除了中国人、日本人、泰国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属民；美洲、非洲和太平洋的原始部落面对西方的军队更是毫无胜算。只有尼泊尔和埃塞俄比亚这些偏僻难至的地方没有落入西方帝国的手中，因为太难攻克，不过它们也都遭受过西方的侵略。20世纪上半叶，就连中国也难逃魔掌，遭到西化的日本人的占领，奥斯曼帝国的大部分领土也任由西方军队长驱直入。只有土耳其人这个勇敢坚毅、足智多谋的民族，这个即使使用弓箭这种效力有限的武器也多次打得敌人落花流水的民族一直没有屈服，直到在20世纪中期成为独立的国家。

然而，西方战争方式的胜利其实是假象。在用来对付其他军事文化的时候，它的确战无不胜。但用在西方国家之间的战争中，它带来的只有灾难，甚至可能造成浩劫。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国几乎全是欧洲国家，它结束了欧洲对世界的统治，通过给交战国人民带来的苦难，腐蚀了欧洲文明中最美好的内容——自由主义和对未来的希望，它还给军国主义者和极权主义者提供了掌握未来的机会。那些人争取他们想要的未来，结果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完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未竟的破坏。它还促成了原子弹的发明，这是西方战争方式逻辑发展的顶点，也是对宣称“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种论点的终极否定。

政治必须继续，战争却不能继续。这并非说战士的作用已经终了。世界比过去更加需要随时准备为国家服役的技术娴熟、纪律严明的战士。这样的战士必须是文明的保卫者，而不是文明的敌人。他们是为文明而战，他们的敌人是种族主义者、割据一方的军阀、意识形态上的顽固分子、普通劫匪和国际有组织犯罪分子，他们的作战方法不能只采用西方的模式。未来维持和平和缔造和平的人从其他的军事文化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不仅是东方的军事文化，而且也包括原始的军事文化。战争中的自我克制原则，甚至象征性的仪式程序，都是需要不断温习的智慧。把政治和战争区分开来是更大的智慧。除非我们坚持这一区分，否则我们就像复活节岛上最后的居民一样，未来可能被“手上染血的人”所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