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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已经说过：19世纪末叶，达尔文、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已将人类物质主义的观感，提引至最高潮。不料在20世纪，他们的主张又在各种行动上被推进到他们自己尚没有预想到的程度。

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还只用于动植物。他们获得优厚的生存空间与营养，于是其继续生存的机会凌驾于其他种类之上，这种理论，也可延伸而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引证到人类生活中去。如果优者生存，劣者被淘汰，是为上天谛命，那我们又何必向强有力而能干的人抽税，去津贴弱者，是为与天理相反行动，褫夺优势者应享有的权利，无意义的延长应受淘汰者的苦痛？

这样看来，社会达尔文主义更为种族主义开路。

我在中学上学的时候，曾看过一本课外读物，作者德皇威廉第二，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之后，寄居荷兰作此回忆录。书中也提及优种民族和劣种民族。威廉最仰慕的民族，乃是日本人，因为他们爱斗而好血。把好血也算一种美德，也只有醉心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人，才能为之慷慨道出。至于日本人之爱斗而好血，倒确有实证。例如1944年云南松山之役，日军第一一六联队一千二百人，曾杀伤六至七倍之中国军，因为他们准备全员战殁。事后调查，该联队只有十人逃脱，只有九人被俘。其所以被俘乃因我军以坑道作业，用炸药将他们的阵地爆破，此九人来不及自杀而被震昏。以后据他们供称，先一日他们已焚烧军旗，将自己受伤者处死。只是今日看来，这样的战法应当提倡而褒扬，抑或受批判指摘，实为可疑。威廉的回忆录倒确有为日本人鼓励的趋向。

威廉看不起中国人，因为中国人散漫无纪律。只是中国仍有一种优势，则是他们的人口多，只要抽调他们人口百分之一，数百万大军瞬息可以编成。威廉心目中的“黄祸”，乃是这样的大军进兵欧洲。但是这大量的貔貅，不由中国人自己编组而成，而是被日本征服之后，在日本人鞭策之下才能成为事实。我读这书时还是1930年间的事，无疑的，若干日本军国主义者曾受种族主义者威廉第二的启示。

我们虽不能说俾士麦及威廉手下的第二帝国即是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之前身，但是另一方面也绝不是风马牛之全不相涉。大概思想上的因素，透过环境上的干预，也即前后关联。在德国既有凡尔赛和约与巨额赔款，又加以1930年间的经济不景气，以前思想上的因素更受修正，更被歪曲，只有变本加厉，这样的情形在所不免。希特勒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下士，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了德军统帅，他即彰明较著的要替优秀的日耳曼民族创造一个“生存空间”（lebensraum），他的参谋长凯特尔（Wilhem Keitel）还在日记中写出，筹备这样一个生存空间，德国必须在她的四周消灭一亿人口。所以他们对犹太人“最后的办法”，集体屠杀六百万，出于这种优秀民族之一念之差。

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可以说是人类思想里的一块试金石。全人类牺牲了好几千万人命，去考验有无这样一个优秀民族的存在。

人类次一重要的关系——性关系——也在20世纪经过一段空前的变化。尤其女性的解放更为彻底。我还记得我在学士班选修新闻系课目的时候，那已经是1950年间的事了。教授讲解诽谤法。他说一个女人的贞操，是很有重量的名誉问题。如果处理得不好，可以产生严重的诉讼。现在这种情形早已改变，还有不少的女性以婚外情为荣。“我是肯尼迪的情妇”，不仅名誉无损，而且尚可自抬身价。莎莉·麦克琳（Shirley McLaine）曾说整个婚姻制度业已过时，人家即问她既然如此何不离婚，她就说连离婚也是老派头，也无必要。这是半个世纪之前无可想象的。

将这些情形归咎于弗洛伊德也可以说是张冠李戴。弗洛伊德是医生，他因为临床判断发现不少神经病的根源由于被压抑的冲动。这种被压抑的冲动之中性关系最为紧要，如由病人自身说出可能廓清病源。而他之所谓“性”有一个极为广泛的含义。比如一个婴孩受母亲的哺乳也是一段性经验，所以饮食也与性有关。

这种理论也可以一再伸展引用。我又有一个教师讲解文学作品与故事中动机，我因为他也是医生出身，才选过他的一堂课。及至他说及《白雪公主与七个矮人》里面的“发掘”dig、dig、dig也带着性的寓意，就只使我疑信将半了。因为用“发掘”表示男人向女性做爱，完全是美国人的粗俗俚语，在其他文化里，并不尽然。再又有他说及用钥匙将锁打开，也包含着下意识内性的动机，则更无从实证。可见得以下意识为题，取舍之间没有一定的准则了。

而且今日性爱之泛滥，与其说倡自弗洛伊德，还不如说由于避孕丸的发明，自此之后性关系与强迫怀孕脱离关系，才产生了女性的性自由。再有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一案，称为超级影片公司控告俄亥俄州教育部（Superior Film Inc.vs.Board of Education of Ohio），判决书认为电影也是一种言论，不是影片中男女主角都在发言么？所以它应受宪法修正案第一款言论自由的保护，自此之后，也不论色情不色情、猥亵不猥亵，这些考虑都已过时了。

说到这里我也要附带解释：西方法律只防止个人为恶时侵犯公众或旁人，不逼人为善。因为道德上之事，没有绝对的标准，更无法强制执行，尤其自宗教革命以来，良心上之事只有各人自身做主。还有一点则是性的自由也仍与经济发展有关。比如说，如果女子没有就业的机会就很难享受到性的自由。而且离婚时的赡养费，也还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第三种关系——经济关系——其所赋予的行动，也以马克思的名义执行。举凡20世纪重要的革命以及激烈的工会运动、叛变与游击战，很少不假借马克思的名义主持。此中也待解释。有些学者早已指出：马克思一生著作甚多，不过流传最广的《共产党宣言》与恩格斯合著，充满着煽动性。内中警句如“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原为1848年的革命而作，不是学术论著。而他较有体系、带学术性的著述则只有极少的人过目。当中又免不了自相矛盾之处，因此也易给人抓住，借题发挥。

怪不得马克思自己生前就指斥有些人以《资本论》卷一作一切的标榜实为“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又否认自己为“马克思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