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给我的影响（第4/6页）

可是大海捞针，如何能找到现代科技产生于西欧而不产生于中国的原因？郑德坤博士的建议虽较实用，可是我们也无法把十个大发明家的详传整个读过，分析及他们每日黄昏午后的思潮，比较他们生活等级、家庭经济状况的因素与动机。难道真的阿基米德（Archimedes）因洗澡而发现水浮力？牛顿因苹果掉在头上而体会到地心吸力？即纵如是，则一切出诸天命与聪明人物之偶尔意动，又何待于吾人孜孜以求地写科技史？我和李公见面后约两个月，每周走谈也进行了七八次，我就建议收束他档案箱内之线索，先对传统中国之社会经济形貌作一次综合之检讨。先从二十四史起始，而以二十四史中之“食货志”为线索。二十四史里具“食货志”的共十二史。内中“食”为食物，推广之则为农业；“货”为货币，推广之则为商业。农业与商业，亦寓有生产与分配之意。而且每一史也不仅记一朝代之事。如《隋书》之“食货志”，即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的分裂局面有一段概述而结束于隋之统一。如果将二十四史中的食货融会贯通，一定会对中国社会之特色得到最基本的了解。此后我的研究工作即以此为方针。

对中西社会问题的看法

经过长期将这些资料仔细阅读之后，即发现中国传统国家与社会的组织（当时国家与社会并无界限的区划）始终不脱离一个间架性的设计（schematic design）。亦即如《周礼》所谓“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先造成一个完善的理想的几何图案或数学公式，向真人实地上笼罩过去，尽量使原始的与自然的参差不齐，勉强的符合此理想之完美。如实际上不能贯彻，则通融将就，纵容在下端打折扣，总不放弃原有理想上之方案。自原始的井田制度至中期的“租、庸、调”，以至明朝的“里甲、均徭、驿传、民壮”均未脱离此特色。

我们不能说这种设计是好是坏。在欧洲工业革命之前，这样的设计较之任何帝国之体系并无逊色。韦伯即曾称赞《周礼》之合理性（rational），只是这样的组织仅具外界之美感。它的对称与均衡切合于官僚主义以仪礼代行政，实质上政府对下端的控制虚浮，结构脆弱，而且极易产生流弊。

从明清社会我们更可以看出：表面上皇权无限，政府实际控制的力量并非出自经济与军事，而系“尊卑、男女、长幼”的社会价值。这因素诚然保持各地区之均一雷同，而且支持威权政治，却无从引导社会进化，尤其缺乏与外界竞争之能力。

研究中国之弱点，大致如是。李公又在散步时和我一再提及，西欧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资本主义形成和引用新时代之科技是一成套（package）的发展，一来则都有。这种见解，再配以他前述15、16世纪之交中西科技尚在并驾齐驱，以后则只有西方突破，中国瞠然落后的观察，已经指示到西方强处的概略方位，对我而言这也不是一个全然陌生的题材。我在密歇根修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即以英国之斯图亚特王朝（Stuarts）和宗教改革作辅修科目，在南伊利诺大学任教的时候，也还担任过西方文明近代史的一段教程。所以对于从西方相反的一面综合他们之所长以衡量中国之短，并不致全然暗中摸索。我在1972至1973年的一年居留剑桥的时候，已经不时出外旅行观摩名胜古迹。1974年还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往欧洲大陆巡游一次。只是这样一来，我所研究的历史，包括东西两大壁垒的观察，已经不是分割当中一个小题目作分析，而是综合划时代的改变作一个大规模的比较，这样一来，无形之中已进入我日后称为“大历史”的道途上了。是好是坏，至难概述，只是这样与李公想极度精确地决定科技如何受社会环境的刺激而展开，如何因条件不够而迟滞，必然产生了相当的距离。另一方面，欧美的社会科学研究有如自然科学，一般只重分析，不顾综合。况且我以熟悉明史的地位，步出专长，声称要涉猎英国土地史和欧洲经济思想史，即至难获得各界同情。1975年之前我向各处申请奖学金有如探囊取物，以后愈来愈困难。1978年后即未再获得分文，并且要面临被裁失业之危机了。

我和李公的观点也无法完全吻合。大凡两个带独立精神的学者要见解完全相同，是一个极难将就的事情；即使见解上一致，言辞上亦难免有出入。像前宾夕法尼亚大学卜德（Derk Bodde）教授曾研究中国语言文哲与科学发展之影响，也曾在剑桥卜居三年，虽以他和李约瑟之互相契重，两人之著述仍不能融合，最后卜公所著书《中国思想、社会及科学》（Chinese Thought, Society and Science）只得抽出于剑桥体系之外，在夏威夷大学出版社成书。

我和李公意见不同重点在于对“经济”一词之解释，也牵涉到精神与物质之区别。原来《中国科学技术史》之设计，以卷七之第四十七节论文哲语言与科学的关系，第四十八节自社会经济之角度检讨。可是纵然如此，这些名目仍是大学内学院分工所产生，在日用的及实际之情形下其界限甚可能消散（此亦是《万历十五年》以海瑞、戚继光和李贽为题，不称“地方行政”、“军事组织”和“哲学思想”之一原因）。即如今日你我往超级市场购买牙膏一管，固然属于经济行为，也是物质生活。可是看到广告上之姣好女郎或者听到悦耳之牌名而左右取舍，则又不能斩钉截铁地说，此系物质彼为精神了，这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既称经济则完全不受感情和精神上之支配。我和李公之争执，不是无理由，而是无言辞上的检点。我既与他熟悉，在争辩时不免忘记“执弟子礼”应有的尊敬，当时并未受到李公指摘，为他不平的则为鲁桂珍博士。

我和鲁在K-1及K-2朝夕相见，只有一甬道之隔，平日我呼她Gwei-djen，她称我Ray，这次她认为我态度骄倨时并未口头指责，只是不呼我名而称我姓。从此三言两语之中，夹杂着一个Huang，好像是一种降格的处罚，一方面又不加解释，亦不变更声调，即格尔在旁亦如此。如是持续约一个月才恢复我固有的名称，算是期满开释。

李约瑟的婚姻生活

可是我无法迁怒于桂珍，我想任何人都难能迁怒于她。我在剑桥见到她时，她年近七十，可是看来只五十岁左右。她身体娇小，个性刚强，K-2有她年轻时照片一张，光彩夺目，当日必为令人徘徊眷恋的名姝。她于卢沟桥事变前数月（李公说1936年，她说1937年）在剑桥与李公邂逅。他那时候已和Dorothy Moyle结婚十二年。可是从此鲁桂珍即终身未嫁，为李公书伴。我不能肯定地说没有她不会有《中国科学技术史》，另一方面说他们在学术上的合作，是他们爱情升华的表现并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