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矛盾，出自年轻人之稚气，即纵使无恶意，今日回顾仍不能全然不感罪咎。以此推测，他蒋委员长心头有那样的矛盾，必定感受到常人无可承担内外之压力。我们既然知道他已出于环境之逼迫，无可奈何，再看到他所写“上帝既能拯余出此万恶绝险之境（此指西安事变），自能拯救余四万万生灵于涂炭之中也。惟祈上帝赦免余之罪恶，而使余国家民族速即脱离压迫实现独立耳”，更没有心肠责备他，而只能对他感到深切的同情了。
1992年2月21日《中时晚报》时代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