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温乌兹要塞（第2/2页）

教官之充分的时间准备也出于我们以前意料之外。我后来与一位教官熟识，他就告诉我，凡讲授一小时已预算准备之时间八十小时，所有讲稿都全部写出也经过预习。参大有特别之图书馆收藏各种参考资料，也有专门设计绘制讲坛之后各色图表之美术室。后者在今日已在各大学司空见惯，在当日却仍不可多见。我们全班三百多人，在分科之前统统在一大讲厅授课。每个学员占用之台桌横宽五尺，以便展读地图。凡讲课及答问均用扩音器，室内扩音机之传话器无乃三四十座，所以讲座有戏台之色彩。每一教官上台，即有军士持着此人名氏之牌匾，字高一尺，挂在讲座之左。因为每一课目总是设想在某种情况之下所产生之各项问题，有时对付此一问题之专家，讲说不过半小时或十五分钟。教官既鱼贯出入，名牌也随着更换。讲坛之后布幔揭开后之图表也都是硕大无朋，粘贴于有小轮推转之木板之上，早已于先一日按次序摆布妥当。掌管这一切勤务之职员，称为“课堂监督”（Course Director），官居上校，有玻璃窗间隔之小室在厅后视察，手下也有男女军士一二十人奔走协助。看来所有工作都已预先分配妥当。即使某一小时内有预排的临时小考，也可以在临时三两分钟内观测得到，因为教官之演讲业已告一段落，厅后之女军士数人，一字横立手中各持试卷一叠，按时出现，只待候命分发。在此就学的九个月间，我曾未见课堂监督须临时指画某人应做某事者。我们的课堂监督范·忽力上校（John van Vliet）如被聘为舞台监督必能毫无差错，胜任愉快。

在这种气氛之下，也有些教官故意在讲授之间加入令人取笑的成分。有一个教官即在应当分发讲义时（讲义必在需阅读的几分钟之内分发）下令“分发薄棉纸”，原来英文念来是Issue the tissues，只三字也能押韵。不过并非所有的学员都能欣赏如此之作风。有些同学就评论讲课而装小丑，不免轻佻。美国军队研究敌情时不主观的先决定“敌方之企图”，而先列下一条长单，条叙敌方“可能之能力”。这观念由四个教官以话剧的方式表演得明白。讲解之后，讲坛上的师长就命令他的情报课长判断敌方之能力。这位课长对着地图上敌我距离量了又量，又望着自己的手表装聋作哑的看了又看，忽一下子恍然大悟，敌人“可能的”于此时此刻此分驾临此城此地此处。他说完和师长拔步就逃，而真有两个扮德军的士兵在台上另一方搜索前来。我们捧腹大笑之余，却从此忘不了不要忽视敌军可能采取的行动这一概念。及至今日四十五年之后，我仍没有忘却这喜剧情节。（要是日军轰炸珍珠港之前美方有此警觉性就好了。）

我们的分科为“人事”、“情报”、“作战”与“后勤”四科。可是在分科之前的第一学期是共同的诸兵种协同之战术，由步兵炮兵工兵团之战术及供应而师而兵团（army corps，是为中国之军）而军（Army，是为中国之集团军）。分科之后一个半学期各就专修。只有情报科专供美国学员入学，虽盟军不能染指。最后的四星期往各州营房参观演习之后，又将全年所学综合一次才发文凭毕业。外国学员的成绩也另报告于各盟国之参谋本部。校长哲乐中将（Leonard T.Gerow）是美国陆军中有名的智多星，曾在五角大厦主持各项计划，最后在欧洲战场任第十五军军长。他只在我们讲授军战术之前在讲坛上演讲半小时，这也是他分内之专长。他就着重军之行动，有如在一周之内将堪萨斯城之人口（当时约五十万）在敌人阻挠之下全部迁移于圣路易城（约二百五十英里）。也可见得问题之复杂与庞大。如此具体的描写也是给人印象深刻。

我们的课业可算得将美军在第二次大战中的经验综合整理，前已提及。可是即在当时，各教官已经觉悟到今后战争的方式因有核弹飞弹及其他科技的进展，又可能整个翻新。然则却又无法预测来日陆军之形貌。所以只好在下结论时，对未来之发展，带保留态度。只有一次在全班讨论时，有一位同学预言将来之运输机可能载重五十吨至一百吨，因之整个兵团及师可能迅速的空运。当日听来尚带未来之色彩，而今日已成事实。又另有一次有一个同学谈及原子弹之杀伤半径为普通炮弹之七倍。以平方计则七七四十九，所以未来部队在战场之上疏散程度，应为第二次大战时之五十倍左右。这种提议虽合逻辑却无从付诸实施。凡此只表现班中教师及同学对未来之揣测。大概新武器之出现与战术及军队之经理方式重重相因，所以我人之所学除了最基本的原则之外，其他技术部分一般早已成为昨日黄花。1947年夏季毕业之正规第一期学员以后尚留在军中者，数年之后必回雷温乌兹进“再修班”的短期训练，才能保持所学之合于时用。可是这已不复，是命运给我的安排和选择了。

1992年1月10日《中时晚报》时代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