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则为王（第2/2页）

1660年查理第二的复辟并不由战胜取功而获得，而系由双方坚持不下人心厌乱所产生的妥协方案而成。查理第二即流亡海外时早已宣布除乱党之出名弑君者不赦外，其他不念旧恶概不追究，即动乱期间田土庄屋已经没收拍卖的或经价赎的也各依现状。这是一段很重要的决策。后来英国土地占有，承封建遗绪，零星丛杂，内战时军队进出，虽然经过一段破坏，也仍在整顿收束，使领有权和使用权整体化和合理化成为可能。这种趋向在复辟之后继续。所以1至18世纪各地修建付费公路、开设乡镇银行得以坐享其成果。

这期间还有一个尴尬局面，即是法庭断案全以普通法（common law）为依归。这是一种旧式的习惯法，凡事都按成例，缺乏弹性。在克伦威尔执政期间已准备改革，只因对荷战争而中辍，复辟之后得以加速进行。其方案乃是在今后断案时，酌情引用“衡平”（equity）原则。以后“衡平法”也造成体系，具有成例可沿。至光荣革命时两种法律已开始交流。

至此英国已凸现其现代形貌，世纪初期各以意识形态争执；至世纪之末，政教分离已成为公认的原则，国王与皇后也逐渐成为仪典上的首长；不久尚有首相及内阁的出现。英伦银行已于1694年成立，自此经济问题愈为重要，与军事外交同为议会内辩论之热门问题。一言以蔽之，英国已可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她虽仍为王国已有民主体制之实质。

克伦威尔不可能预见此间种切。可是后人综合英国在17世纪之发展却无从避免提及首要人物克伦威尔，他被迫为独裁者不复为问题之关键。相反，他使以上各种发展成为可能。

所以我们在大历史的角度提及“成则为王”，乃是注重历史中的大事既已发生，又不可逆转，则人与人及人与社会的关系必因之而改变，我们研究这种发展与今人的影响，首在注重其积极性格。黑格尔说，在这种场合中虽领导人物亦难洞悉全情。所以一方面固然因人成事，一方面也以事成人。

可是这种客观的看法，虽历史家不易维持，以个人爱憎判断乃人之常情。英国历史家艾诗立（Maurice Ashley）年轻时著书称《克伦威尔：保守的独裁者》（Oliver Cromwell, The Conservative Dictator）,对主题人物攻击不遗余力。再二十年后又著书称《克伦威尔之伟大》（The Greatness of Oliver Cromwell），对此历史人物之评价全部改观。他自己提及以前痛恨当代独裁者斯大林及墨索里尼等，所以被移情作用支配，影响到笔下题材。可是在我看来，作者阅见愈多，经历越广与其眼光变化之关系更深。

我所写蒋、毛、邓对中国之贡献，所采用历史学上实证主义（positivism）之成分与艾作后书的立场同（他说明克伦威尔系不由己意支配的独裁者）。我知道极少之人连我自己在内，可能对蒋介石、毛泽东与邓小平同样敬慕。但是敬慕与否不说（我的书刊内对他们的弱点即从未掩饰），如果我们不认清他们所处境的极端困难，抹煞他们死里图生的情形，不顾他们所领导的群众运动与牺牲精神，不体会历史展开之层次与场面，只一味暴露他们的弱点（其实也可能是我们自身的坏性格），则也甚可能同样误解我们今日的立足点。那样子被理想主义蒙蔽，成败不分，甚至追求一种渺茫而不可得的自由，只会失望，尚且可能危险。

所以我宁可得罪我的读者，不愿欺骗我的读者。

1998年8月6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