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Nippon, Japan（第2/4页）

然则终战时日军百余万仍占领中国大部所有重要城市铁道港口，当中发生任何事故，都足以为患深远或至不可收拾。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经验，战败国如俄德均有军队叛变产生纠纷，以日本将领在华自由行动如上述东条、板垣等事例，冈村所部亦至可肇事。我自己于1945年9月初随第三方面军先遣部队抵上海，又随副司令长官郑洞国将军赴南京，此时京沪铁路全倚尚未受降之日军警卫，而一路秩序井然。黄埔路中央军校旧址为9月9日冈村签署降书场所，所有会场布置工作，一部由日本士兵担任，他们垂首听命毫无参差情节。据通日语之同事道及，他们下级军官对士兵训话仍保持十足威权，毫无恐惧失控情态。凡我所目睹身受日军上至将领下至士兵全部驯顺有礼。我与彼等相处数月曾未闻一句不逊之言，亦未见一个抱怨怀憾的表态。不久之前尚有一位友人在纽约《世界日报》为文称，彼曾在当日见及日军宪兵队尉级军官。因为日本宪兵平日为非作歹，终战后此等军官成日被居民痛打，但彼等受有冈村命令不得回手，以致每日脸部打肿，仍奉行命令如故。所以事在两难之间；不为华北无辜受害之民众伸冤固为心忍，若兹后仍将冈村宁次判罪处刑亦不近人情。

说到这里我也要提及当日日人处境杌陧，国人各个人对他们同情的原因。读者若非身历体会，至难想及国际战争中失败所附带的惩罚无形之中已及于全国全民。有如中日战争，实际主战的职业军人不说，附和的官僚政客不问，即一般工商界、学术界、艺术界人士很少不感到一生事业尽付流水。苏联在东北掳出战俘包括南满铁路及各处工业之技术人员，他们全部被解往西伯利亚，从此与家属隔绝，生死莫卜。即在中国境内凡日人所经营亦皆视作“敌产”，不问其系在华搜括或自身解囊投资。其人员被遣回国之日，每人只许携带随身衣物及值约美金二十元之现金。以后在占领期间，所有社会经济生活，概受盟总管制。数年之内，日人不得出国旅行，不得购买指定为日本必须出售换取外汇之货品，报纸杂志全受盟总检查，日人不得罢工，集会亦有严格限制，各城市之新式建筑甚少不为盟军征用。出入东京横滨之年轻女子大多数为美国军士之游伴。

即在1945年末季，日人处境凄惨已经被我们从旁看出，我敢于作见证：此时国军上下对过去敌人同情怜悯的多，始终怀恨者至少。即有南京大屠杀此刻已时过境迁，况且目下为我们指挥下之日军未必即是昔日残虐暴酷之日军。此种心肠出诸文教习惯，亦不待上官指示。旁观者英人威尔逊（Dick Wilson）即根据此时情景，在他书中赞扬中国人之胸襟宽大。

1945年至1946年之冬季，驻上海之日军第六十一师团在候船被遣回国之际，奉命做工修理沪杭公路，我与第三方面军司令部少校参谋莫吟秋负责实地监督并联络。其警卫即由国军第七十一军辎重营派出（此部队以后亦调往东北，在内战期间全军覆没）。我们深恐两方在数月前尚为死敌，中国士兵及下级军官文教程度亦浅，难免小事争执产生事端。以后看来如此顾虑全不必要，因为彼此身份职责均有共识，即无冲突之内因。有一日傍晚，我巡视至沿海一小镇，闻及七十一军之连长已与日军尉级军官镇中小饮，果然我倚候不久，四人带醉踯躅返队。此时日军为战俘，其装备齐整，国军为战胜者而衣服褴褛。但战俘只有每日给养，无薪给。国军之薪给为数亦有限，只因法币价值较沦陷区伪政府发行之“中储券”为高，尚可购得酒食。而此连长竟以本人薪给招待为彼监视做工之日俘。我刚一责问，他即辩说：“报告贵参谋：人家打了败仗，亡了国，实在可怜啦！我不过带他们吃一顿饭。叫他们散散心，也没有旁的啦！”

我想只有中国之老粗军人，才有此胸襟怀抱。

所以提及中日关系必须穿插过不同场面与层次。既已概括整个关系尤无法避免当中有令我人感到不堪处。

英国小说家巴拉德（J.G.Balard）所作《日中的帝国》（Empire of the Sun）曾制为电影，一部分记当日中日两军在上海附近交锋，作者童年的遭遇。书中即盛称日军勇敢，华人怯懦。美国人白甘米尼（David Bergamini）所著《日本帝国之阴谋》（Japanese Imperial Conspiracy）也称当日他希望日人得胜，因为日本人整洁勤奋，中国人肮脏懒惰。日本人制造机器，中国人只知将之拆烂。美国情报军官海军少将莱顿（Edwin T.Layton）所作回忆录题为《凡事都有我在场》（And I Was There），书中也提到1937年中日军事冲突消息传来他正在东京候车，在车站内即侧耳听及：日人论说彼方毋庸派兵，只遣送一部分童子军已足对付。

这些还是几十年前旧事，可是近年来日人已主张修改教科书，只称在华为进军，不称侵略战事。重要官员往靖国神社参拜，内有东条英机等人神位。否定或淡化南京屠杀有如上述。不久之前《纽约时报》记者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访问前七三一部队（日军细菌战部队）之军医。此人提及将中国俘虏以细菌处理后，将其身体解剖，切入肺腑以观成效。当时不用麻醉剂，受害者痛极呼号，但他施用解剖刀如故，不为所动，此等情节读之令人胆战心惊，而说者全无悔恨情调。只称既要作战，即须贯彻到底。如此新闻载在举世瞩目之报纸，中国人应如何表态？即海外华人应作何反应？

我既作此篇论文，涉及内外上下，即不能将此种情节遗置不问。可是另一方面仍要重申前旨：今逢各种关系丛集之际，我之治史归纳重于分析。以上各节已触及宗教问题，也与人类学有关。

德皇威廉认为日人好血，并非毫无根据。但是也要追究其来源。若干人类学者以为日本各岛原有一个火山地震海啸之背景，海上渔人又经常有风涛之险，于是在群众心理中产生一种不能规避畏死的要求，进而崇拜视死如归之勇气。中国军事学专家蒋百里亦曾解释，日人崇拜鲤鱼，因为鲤鱼虽受伤而不动。至此英猛与残忍难分。从一个冒险犯难的心理状态进而追求“祈战死”。日人又崇奉神道。神道不难粗率的解释，“神”与西方之上帝不同，而系一种崇高超特的品质（但是精神上的长生不死很容易在各人心目中延伸而为实质之长生不死）。“道”乃是某种行动中发挥自然赋予的节奏之诀窍。是以饮茶有茶道，使剑有剑道，其他各种行动之中无不有其“道”。这样看来，“武士道”如何能避免寻觅各种机缘的力战至死，杀伤过当？剖腹自杀更是避免失败与过失，挽回名誉之出路。其死时不仅要有勇气，还要合乎仪节。很显然的，这已不是各个人内在之决心，而是社会与传统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