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炯明：联邦宪政实践者（第4/4页）

其实此时陈炯明完全有发财机会，让家人过上极为舒适的生活。1925年，美洲致公堂改组为中国致公党，选举陈炯明为总理。1926年2月，陈炯明在香港设立致公俱乐部，从事党员登记，陆续登记者达十余万人。致公党在当时是华侨组织，有许多富有侨商加入。作为党魁，只要陈炯明愿意，他完全可以捞取大量钱财，但他没有这样做。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同时在中国寻求统治代理人。基于陈炯明在国内的声望，日本政府派影佐为代表，与陈炯明商谈多次，要陈氏出面组织华北伪政府。陈炯明要求日本政府签署交回东三省的书面文件作为出山条件，日本拒绝之。数日后，影佐携一纸支票来拜会陈炯明，对陈炯明说：“此次交涉虽未能谈妥，但双方友谊并无影响。素知竞公廉洁自持，生活并不丰裕，今愿就本人可以支配之八万元项下，以区区此数奉赠，聊表个人之敬意而已。”陈炯明婉拒，但影佐执意奉送，不肯收还。陈炯明在影佐走后，在支票上用笔墨涂上“×”号，请马育航送还影佐公寓。

1933年9月24日香港《振报》发表了陈炯明老友白逾桓的文章《哭亡友陈君竞存》，对陈炯明在港生活做了一个真实描述：陈君对于公家财产，丝毫不苟。解甲以后，日食三餐，皆仰给于朋辈，荏苒六七年之久，亲友多有倦容。港地炎热，陈君寓处极狭，上有八旬余之老母，呻吟床褥；下有十余岁之幼子，教养维艰；外有寡弟妇、寡妹，与贫无所依之伯叔亲戚杂处一室，而女又未嫁，妻又成盲。英雄虽不管儿女事，然与此辈朝夕聚处，日见其号泣困难之境，其能无动于衷乎？

1933年8月底，陈偶感寒热发烧，但他不以为意，自己开中药治疗，10天之后，烧仍然不退。请西医调理，怀疑是肠胃炎。又过了几天，经香港大学医学教授审定，确诊为肠胃炎。于是住进马岛医院治疗。陈在医院住了十五六天以后，病情日有起色，准备出院。不料到9月10日，病情突然恶化，到十八九日，进入昏迷状态。于是迁回陈在香港寓所毓秀街27号。22日12时左右，陈呈回光返照之态。马育航等嘱咐陈的家人询问遗言，陈做半哭笑状，说“吾家事无可语”。陈氏死时连呼“共和”、“共和”二字，可知陈至死对国事都不能忘怀！

陈氏死后，无钱买棺材，只好借用为母亲预备的寿材，方能入殓。9月30日亲友为陈炯明在寓所毓秀街举行了一个简单的葬礼。而就在这天清晨，陈炯明的长子定夏，从上海奔丧回港后，在叔父陈炯光家中突然死去。双重凶事给陈家带来了巨大的打击，陈炯明失明的老妻哭得昏死过去！

由于没有找到适当的葬地，陈炯明的遗体暂时存放在香港东华义庄。之后，由同仁发起募捐，准备将之归葬惠州。1933年10月，由徐傅霖撰写《陈竞存先生葬事募捐启》，申明募捐的缘起：斯人勿要金钱，率僚属以廉勤，遗子孙以清白……上有白头老母，谁承菽水之饮；下有黄口佳儿，谁教箕裘之学。论公生前之清节，当为举世同钦；论公身后之萧条，真是令人欲哭。公家既一贫至此，更有何法以筹葬费耶？之后，陆续收到各界捐款。当时广东省长、国民党要人陈济棠赠送1500元，并答应以后每月津贴陈炯明子女教育费150元。而军事委员长蒋介石从江西邮寄3000元，行政院长汪精卫也送了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