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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1887年，朝鲜得以保持稳定状态。英、俄两国在阿富汗达成妥协，英国因而失去了继续占领巨文岛的理由，只好撤出。

这年，袁世凯在朝鲜的主要任务是阻止俄国同朝鲜签订陆路通商条约。

反对签约的根据是中国同俄国的国境问题尚未解决。

同俄国谈判东部边界问题的中国代表仍是吴大瀓。他认为“从延秋到海洋一线”才是中国的边境线。如果中国方面的主张得到承认，那么，俄国同朝鲜在陆地上就没有接壤之处。国境不相接，还谈什么“陆路通商”？可见，袁世凯的反对是有道理的。不过，《俄朝陆路通商条约》拖到第二年，由于俄国的坚持，到底通过了。

当然，一个外交官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与其说袁世凯缺少力量，毋宁说他故意松了劲儿。

近来，袁世凯也摸到了李鸿章的脉搏。清廷的军备，有西太后在，就不得不原地踏步，无法向前。在实力不足的情况下，必须靠外交手段突破难关。

“大敌是日本”，这就是李鸿章的看法。袁世凯还记得，在天津闲谈时李鸿章说起过这件事。

当时，袁世凯问道：“为什么是日本呢？日本这么小。”

李鸿章摊了一下双手，答道：“日本虽小，却能拧成一股绳，全力以赴。日本要活动，就只有朝鲜这一条路，别无他途。俄国虽大，但与土耳其、阿富汗、中国等国接壤，对朝鲜使不上两只手，只能用脚尖。就像用脚尖轻轻地踢一踢似的，没有多大劲儿。样子像有劲儿，其实不然，可用来威慑却最合适。我们要很好地利用。”

最后一句话意味着什么？当时不十分理解，现在总算清楚了。就是说，打算把俄国当作看门狗，用来抵御可能全力向朝鲜扑来的日本。

在袁世凯看来，陆路通商不可能有太大的规模，不致损害中国利益。首先是因为朝鲜的购买力极弱，更何况袁世凯的外交本来就不重视经济方面，他也没有专门知识。

甲申年，即1884年，英商的怡和洋行在上海和仁川之间开辟了一条定期航线。如前所述，日、朝间贸易的主要商品是英国制造的棉布，日本从上海输入，然后再向朝鲜输出。从上海直接运到仁川，要比经日本转运有利得多。

然而，有一种更有利的“生意”，为袁世凯所掌握，所以他不关心别的生意。这个“生意”就是利用水师搞走私。主要是从中国往朝鲜运鸦片，从朝鲜往中国运人参，由于不付税金，简直是一本万利。后来袁世凯所用的政治资金，据说就是在朝鲜任上积蓄的。

袁世凯在朝鲜，日本和美国对他的评价很坏，英国比较好。日本憎恨袁世凯，是因为有“甲申政变”的前隙，而美国憎恶袁世凯，是因为他对朝鲜政府傲慢无礼。

“朝鲜是自主独立的国家，不从属于任何国家。”美国这么看朝鲜。

与之相反，英国却主张中国对朝鲜应当更强硬地行使宗主权，因为它的夙敌俄国对朝鲜的渗透越来越厉害。

“朝鲜是中国的属国，不能让俄国在朝鲜为所欲为，中国应当更强硬些。”这是英国的态度。

关于朝鲜问题，各国的态度不一致。上述只是个概略。因时因事，各国态度也发生着微妙变化。

那么，朝鲜政府的情况如何呢？

“完全独立！”显然，这是朝鲜的悲壮心愿。随着列强的踏进，中国的宗主权渐趋暗淡，这对于朝鲜来说，当然是值得庆幸的。袁世凯硬要把本来只是名义上的宗主权变成实质性的东西，必然引起朝鲜政府的抵制。靠拢俄国，就是这种抵制之一。

1887年，朝鲜所采取的最为明显的抵制，就是向列强派遣使节。列强已经在朝鲜开设公使馆和领事馆，按理说朝鲜也应向列强派遣外交官。这一年的八月十八日，朝鲜政府决定派朴定阳赴美国，派沈相学赴欧洲各国。后沈相学患病，又改派赵臣熙。

袁世凯对国际政治力学非常敏感，可能要超过他的师傅李鸿章，但国际政治学方面的专门知识却很少，甚至不大清楚涉及外交官身份的原则。他虽然听说了朝鲜向外国派遣使节，却没有放在心上。

“对方来了人，我方若不去，显得太冷淡了。交际嘛，就该如此！”他的认识程度不过如此。

“只有独立国才能派遣外交官，而非独立国没有外交权，属国没有外交权。”唐绍仪给袁世凯讲了一通国际政治学入门。听了他的话，袁世凯转动着眼珠子大叫：“不行，这可不行！”

朝鲜政府派遣使节，初时袁世凯以为只不过是一般的交涉罢了，当唐绍仪讲了这一行为背后重大的政治意义之后，他有些狼狈了。

朝鲜对外派遣使节，并非没有先例。以前往日本派遣过闵泳骏，事后报告清政府，袁世凯完全没有当回事。

“似乎还要搞先派后咨（先行派遣，事后再取得承认）。”袁世凯一直没接到正式通知，只是偶尔从情报网得到一些消息。

“这么说不读国际公法是不行了……你能不能给我翻译出来？只拣紧要的部分，简单一些，最好是一读就懂。”袁世凯对唐绍仪说道。

“我给你分条写出来吧！”

唐绍仪整理了国际公法的要点，让袁世凯学习。

属国没有外交权，是国际公法的基本常识。缔结条约当然就是外交，迄今为止，朝鲜已同各国缔结了不少条约。

这也成为朝鲜并非属国的根据。缔结条约即外交活动，已经是事实。条约都是双方的，时至今日，如提出无效，就将是重大国际问题。

派遣外交官和缔结条约同属外交活动。一方面承认缔结条约，另一方面却不允许派遣外交官，岂不是自相矛盾？现实主义者的袁世凯已经预感到不可能阻止朝鲜派遣外交官了。他想：那就换个办法，对外交官的身份和行动加以限制。

具体办法是将从前的“先派后咨”改为“先咨后派”（先经清政府承认，后派外交官）。这样一来，朝鲜政府派朴定阳去美一事，只好延缓。

美国方面当然很不满意，驻朝鲜公使颠司莫致函袁世凯，对清政府的干涉提出抗议。内容是：

一、美朝条约是两国在平等立场上签订的。

二、条约规定互派外交官，其中并没有需要清政府承认之类的规定。

三、朝鲜政府派闵泳骏赴日本时，清政府未加干涉，偏偏阻挠向美国派遣外交官，是何用意？

与此同时，美国驻中国公使田贝也受国务卿之命，向清政府提出抗议：“中、朝两国虽有宗属关系，但只为两国之关系而已。贵国对朝鲜之内政外交，事实上业已承认其自主权，而今限制其外交权殊难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