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拥有诸多“第一”，但她未必被人记得

在我印象里，这篇文中的这位女性，教科书里应该没提到过。有人提到她时，会冠以“民国第一女杀手”的称号。但在我看来，这个称号有点夸张了。与这个称号相比，她有不少其他值得一写的称号：中国第一位法学女博士、中国第一位站上法庭的女律师、中国第一位省级女性政务官、中国第一位地方法院的女性院长和审验两厅厅长。所以，说她是一位传奇女子，应该是不为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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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从三四年前开始吧，“90后”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活力的一个群体的代名词。

他们年轻，他们有激情，他们有想法，当然，也有人说他们有些叛逆。

是不是处于世纪之交那十年的那一代人，都会被赋予一种跨世纪的时代使命？至少倒退一个世纪，回到19世纪的中国，是这样的。

郑毓秀

那是大清帝国进入统治倒计时的年代，在那个世纪的最后十年里出生的一批人，最终改变了这个国家。1891年3月20日，郑毓秀同样作为那个世纪的一名“90后”，出生在了广东的一个官宦之家。

没有什么证据表明，那个传统的官宦之家为何会给一个女孩带来叛逆的遗传基因，但事实就是，郑毓秀从小就注定不是一个平凡的女孩。

在郑毓秀长到五六岁的时候，作为当时传统中国妇女的一项必经的痛苦修行，一团长长的裹脚布被拿到了她的面前。但是无论家人如何软硬兼施，郑毓秀就是不肯裹脚，最终家人只能放弃。

“大脚女人嫁不出去！”这是当时长辈对郑毓秀的谆谆教导，但郑毓秀连裹脚都不肯，在婚嫁这件事上，怎么可能没有自己的主意？

郑毓秀长到13岁，到了出嫁的年龄。她的祖母早就为她约定了一门亲事。

但13岁的郑毓秀说：“我不！”不仅如此，她还写了封信给人家的儿子，顺利解除了婚约。

这无疑让自己家人陷入极度的难堪之中。为此，郑毓秀选择了自己的处理方式：离家，去天津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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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14岁的郑毓秀选择接受西式教育，进入了天津“崇实女塾”教会学校。

两年之后，跟随着当时的留学大潮，16岁的郑毓秀和姐姐一起东渡扶桑。那是一次对郑毓秀人生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留学。到日本的第二年，郑毓秀在廖仲恺的介绍下，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

那时候的同盟会，正在低谷中徘徊——孙中山已经领导了数次革命暴动，却没有一次成功，甚至连成功的迹象都看不到。

在这样的背景下，外界舆论开始对同盟会的存在以及暴力革命的方式进行冷嘲热讽，而同盟会内部也开始出现了质疑孙中山的声音。这个时候，一个25岁的小伙子站了出来，他说他愿意舍命去刺杀一名清朝大官，以提振大家的士气。

这个人叫汪精卫。

1909年，汪精卫和黄复生（此人负责研制炸弹）乘船抵达天津，准备潜入北京刺杀摄政王载沣。在天津，已经在京津一带建立了一定社交圈子的郑毓秀负责接待，她已经得到了上级指示：全力配合。

汪精卫当时面临的问题是：怎么把炸弹带进北京？

由于北京火车站对男性盘查得非常严格，所以汪精卫提出，是否可以请郑毓秀帮忙把炸弹带进去。不过汪精卫还是表达了担心：“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一不小心，炸弹在路上就有可能爆炸。”当时的炸弹是水银炸弹，靠水银杆触发，很容易误爆。

郑毓秀就回了一句话：“如果不会爆炸，还叫什么炸弹？这事就交给我了。”

于是，那枚炸弹随后被郑毓秀动用多方面关系，安全送进了北京城。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刺杀载沣的行动，除了留下汪精卫一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名言外，并没有留下什么成果。不过，通过那次运送炸弹，郑毓秀开始慢慢介入了“刺杀”的行动中，而且渐渐升级，最终在1912年的元月，她参与了刺杀袁世凯的行动。

在那次行刺中，郑毓秀被分在第四组，和另两个组员乘坐一辆马车在东华门和王府井之间巡游，伺机向袁世凯扔炸弹。在准备动手的前一刻，郑毓秀接到了上级的指令——袁世凯不是阻挠南北和议的元凶，真正的阻力来自清朝宗社党的中坚力量良弼。

于是，那次行动被紧急叫停（还是牺牲了一些同志），目标转向良弼。

准备刺杀良弼时，郑毓秀和其他“同盟会”成员决定改变做法——由刺客在刺杀对象面前引爆炸弹，提高成功率。

彭家珍最终和良弼同归于尽。因为良弼是清廷保皇党的最后力量，所以有后人评价，彭家珍才是压垮清廷的最后一根稻草

24岁的同盟会会员彭家珍决定做这个牺牲者。当时彭家珍的另一个身份，是郑毓秀姐姐的热恋男友。毫无疑问，郑毓秀的心里也不好过，但还是通过周密的安排，帮助彭家珍最终行刺成功。

越来越多的刺杀行动，使得郑毓秀的身份逐渐暴露——新一轮的刺杀开始了，只是主使人和被刺者颠倒了过来：袁世凯下令消灭她。

1914年，郑毓秀只能前往法国避难。

3

在巴黎，郑毓秀改名“苏梅”，进入索邦大学（巴黎大学前身）攻读法学专业。

虽然放下了“刺客”身份，但郑毓秀的社交能力一点儿都没搁下。求学期间，郑毓秀加入了法国法律协会，成为这个协会的第一位中国人。凭着流利的法语和翩翩的风度，郑毓秀在法国重新建立了一个社交圈，成了中国留法学生中的佼佼者，也成了不少中国留法学生的“大姐”——帮助他们在法国立足，甚至帮他们申请各种生活补助。在向警予（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党员之一）的书信里曾多次提到，郑毓秀在巴黎为帮助她们解决困难而四处活动。

1918年，郑毓秀受南方军政府吴玉章（后担任中国人民大学第一任校长）的委托，在法国协助中华民国的外交工作。1919年，广州军政府外交部正式任命郑毓秀为外交调查名誉会员——不要小看这个头衔，这是中国女性参政的一个先例。在那个时候，中国的女性参政，被认为是一件“招外人之讪笑”的事，所以郑毓秀的这个“第一”有特别的意义。

也就是在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了。

在那场瓜分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果实的大会上，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却受到了极大的侮辱。面对需要签字的和约，北洋政府把皮球踢给了当时的外交总长、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徵祥。陆外长请求辞职不被批准，签字又不敢，只能躲进巴黎近郊的圣克鲁德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