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苦涩的面包(第2/6页)

⑦ ,从他留下记录的言论以及围绕着他的闲言碎语中,我们却几乎得不到任何理解这位伟大统治者的线索。想要理解西克斯图斯五世,人们必须观其行,而非听其言。

譬如,他时常提及英格兰的伊丽莎白,言语中洋溢着钦佩之情:贤哉此女!赫赫圣君!她虽然只统驭着一座小岛的半壁河山,却将基督教世界的两大国王玩弄于股掌间。她有一颗何其勇敢的心,又多么好谋善断,泰然自若!她若是天主教徒,世上还有谁比她更值得欣然结交,引为知己!相比之下,教皇倒也经常提起西班牙的腓力,然而此时他的口吻若非谐谑般的不耐其烦,便是干脆大发雷霆。可是人们却不应仓促得出结论,以为西克斯图斯在祝福伊丽莎白,诅咒腓力二世。腓力与教皇犹如辕下并辔的双马,背负着同一具重轭,二人为此大受其苦,但彼此间却因此成了永远的合作者。恢复基督教世界的统一是他们共同肩负的任务。为此腓力将是不可或缺的同盟,而敌人恰恰便是伊丽莎白。西克斯图斯明白,异端负隅顽抗之处,背后总有英国人的诡计和黄金在撑腰。在曾经的法国、如今的尼德兰以及近来的苏格兰,新教革命无不仰仗英国的支持。德意志和斯堪的纳维亚的新教君主们也在寻求英格兰的帮助,以求将天主教东山再起的兵锋拒之门外,保持安全的距离。西克斯图斯兴许会对腓力报以哂笑,或者怂恿腓力出于自身的考虑与英国人做个了断,但他也深深明白兹事体大,知道这关乎基督教世界的全体命运,在后特伦托会议⑧ 时代,没有哪位教皇像他那样专心致力于克复失地,希望将路德启衅后易手的地区重新收归公教。西克斯图斯兴许不吝于高声赞美英格兰女王,但与此同时,他又会对任何旨在推翻女王的行动给予所有力所能及的支持。无论西克斯图斯对苏格兰女王之死怀有怎样的感受,报以何种言辞,他所重视的问题只有一个——这能否充当一根马刺,激励驽钝的西班牙国王付诸行动?在随后的几个礼拜,西克斯图斯的行动似乎表明他对此颇以为然。

截至 24 日夜,奥利瓦雷斯的消息已经通过各种方式传递给法国、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各主要国家的驻罗马使节,多位红衣主教也已获得信息,在罗马的众多屋顶下,许多人从不同的侧重点出发提出了西克斯图斯所重视的问题。但有一座狭小且疏于装饰的屋舍,它生硬地嵌在英国学院⑨ 的身旁,距离西班牙大使馆不远,别处再没有哪个地方比这里的提问更加焦急了。将信息透露给其他使节的方式或许多种多样,但奥利瓦雷斯派往这一处卑微住所的却是自己的侍从,甚至似乎在他知会卡拉法之前,侍从就已经出发,而且还携带着奥利瓦雷斯亲笔书写的字条。那里住着门多萨曾向奥利瓦雷斯热心推荐的一位人物,他便是坐落于杜埃的那座英国学院的创建者和校长,也是位于罗马的这座同名英国学院的联合创建者——威廉·艾伦博士。

罗马的英国学院今天依旧矗立在蒙塞拉托大道旁,大抵保留了艾伦所处时代的景致,只是紧邻的那座小房子已经不复存在。好在我们可以从散落的古代信件里约略窥见这座小屋的样子。小屋的门直接迎向大街,它的旁边是一条逼仄的小巷,或许只能算是一条有天顶的过道,将人们引向后方的昏暗庭院。穿门而过,你将步入外厅,艾伦博士的访客会在此等待主人出现,这里是艾伦的仆人夜间入睡的地方,白天也时刻回响着他们嬉笑和打闹的声音。外厅的后方想必就是奴仆们烹饪用的厨房。艾伦博士的房间在二楼的主楼层,位于整栋宅邸的前方,有双螺旋的楼梯通往那里。那是一间书房,里面陈放着一张大桌、几条板凳和长凳、一口巨大的箱子(这还是来自教皇陛下的馈礼)以及一个用来放书的悬挂式吊架;往前有一座低矮的圆拱,圆拱下有一块如单人小室一般的内凹的空间,大小刚好足够摆放光秃的床架。在床架上方供奉着十字架苦像,旁边还有一些悬挂衣物的木钉。

这里的朴实无华并不能完全归因于贫穷。诚然,艾伦博士收入无多,却要面对频繁的索取,但他还不至于负担不起些许挂饰,或是一两张座椅。多年后,当他已经在红衣主教的职位上度过好一段时日,他却仍然像当初一样身无长物。不过,这种物质上的匮乏绝非刻意标榜的自我节制,再没有比这种想法与威廉·艾伦的初衷更加背离的了。毋宁说,真正的情况是,尽管寓居此处达两年之久,他依然只将这儿视为近期的人生逆旅,并不值得大事安顿。在许多晚近的被放逐者的住处中都能看见一样的场景,他们只是将当下的落脚看作暂时的寄宿。威廉·艾伦离开英格兰已经 22 年了。从那以后,他再没有去过牛津,他早年曾在牛津大学为自己赢得值得尊敬的地位,在良心的驱使下,30 岁前便牺牲了从大学得到的一切。已经有比 22 年更长的时间,他没有见过父亲位于兰开夏郡罗萨尔的住所,纵然他曾在年轻而又疾病缠身时思乡之苦日趋强烈,以至于他的比利时医生告诉他,必须在回家和死亡之间做出选择。自从离开英格兰,他与很久之前的另一位流亡者一样饱尝放逐之苦,知晓了在陌生人家中,楼梯的上下何其陡峭,流浪者吃到的面包何其咸苦。⑩ 

背井离乡的这些年中,艾伦从未停止工作和计划,总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够重归故里。1561 年,当他辞去牛津大学圣玛丽学院的院长一职时,他和多数海外避难的英国天主教徒一样,曾以为这样的日子不会长久。一些被放逐者已经将希望寄托在年轻而孀居的法国王后身上,当年夏天她乘船驶抵了苏格兰。另一些人开始谈论教皇对伊丽莎白的罢黜谕令,盼望法国或西班牙早日行动,又或者,最好两国能彼此协助,一道实施惩罚。但更多人还是寄望于不那么暴力的方式。希望上帝要么带走安妮·博林之女,要么软化她的心。他们之中的乐观派,甚至连同一些老道的政治家,都对后一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心怀希冀。一个女人不可能长时间独自统治像英格兰这样暴乱的国度,而她最有可能的追求者都是天主教徒。一旦结婚,她就将脱离清教徒的掌控,届时英格兰自然会与罗马言归于好。许多年中,流亡者们始终对美梦成真的可能性坚信不疑。

事与愿违,希望的曙光终究黯淡了下来。当艾伦在 1562 年返回英格兰时,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目睹了古老信仰的衰落,看见众多曾以天主教徒自居的人民正在参加国教的仪式,他们的所作所为还得到了教区神父们的首肯乃至鼓励。艾伦在 1565 年离开英格兰,事实证明这是他最后一次离开,此时他已经确信,他的国家若想在未来回归公教的羊圈,一支经过训练的全新的教士队伍将必不可少。这就是他在杜埃协助创建英国学院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