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跑偏的“三驾马车”（第3/3页）

据《明史》记载，建文元年即建文帝即位后一年的时间里，刑部上报的在押囚犯比洪武时减少了十分之三，大量的冤假错案得以复审平反。宽刑疏法的政策对缓和社会矛盾和稳定大明帝国的统治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自从登基起，建文帝就在不断地下诏强化自己的统治。帝国出台的所有新政都打上了“建文”牌烙印。建文帝的品牌就是“法先王”和“托古改制”的儒家之风。建文君臣对于这种“明君主”和“理想政治”的不懈追求，到了几乎入迷或者说是走火入魔的一种地步。

建文新政中“更定官职”、精简地方行政机构等不少举措的实施，“侵犯”了大明帝国官场上许多官僚及其关系人脉的既得利益，造成了建文朝内在的不稳。削藩又与新政同时开展，一下子激化了中央与地方藩王之间的矛盾，使得建文朝廷陷于内外交困的被动局面。

在朱棣起兵造反危及建文帝政权统治的关键时刻，朱允炆这个书生皇帝还在气定神闲地“日与方孝孺辈论周官法度”。这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

“三驾马车”载着建文帝一路狂奔，可谓成也三人，败也三人。毋庸置疑的是这三个人的确是“读书人的种子”，可惜的是这种子既没有开出美丽的花朵，更没有结出丰硕的果实，而是腐烂在了泥土里。

这三个人给太学院的学子们上上课、论论道，当个教授显然是绰绰有余的。可如果将他们放到大明的权力中心来参与政治博弈，就太过勉强了。虽然他们自信满满，也怀揣着一张看似美好的政治蓝图。可现实是他们缺乏官场的历练，缺乏处事的经验。他们的执政纲领都是圣贤书上写的，与现实世界产生了严重的脱节。书本里学到的，和现实世界所发生的，一面是温情脉脉的儒家文化，一面是步步惊心的政治凶险。满腔的热血也换不来一条帝国的通天大道，崇高的理想更打造不出一副帝国的铁血脊梁。三人将建文帝的万里江山当作了自己的试验田，种出来的却是“误国、误君、误己”的苦果。

建文二年(1400年)正月，建文帝做出了另外一项尝试：诏减苏、松、嘉、湖重赋，每亩不得过一斗。朱允炆让自己的儒风雅韵在更大范围内得到了体现，也使建文朝成为整个大明帝国最令人怀念和惆怅的黄金时代。

短短的四年时间，朱允炆掀起了疾风暴雨般的改革，让天下臣民们看得眼花缭乱。

建文新政的实施是在藩王林立的背景下展开的，朱元璋生前分封的二十五个藩王在全国各地虎视眈眈地盯着建文帝的所作所为。在这二十五个藩王中，有二十四个是朱元璋的儿子，只有一个是其从孙。也就是说这些藩王绝大部分是建文帝的叔叔。他们位高权重，还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在这样的背景下，建文新政就像是一只羊在一群狼当中孤独舞蹈。建文帝可以孤芳自赏，但是群狼却心思各异。

最要命的是,建文帝的改革直指各路藩王的痛处。他一方面提升文臣的地位,设文翰、文史二馆，增设正心殿学士，另一方面改都察院为御史府，改都御史为御史大夫，罢十二道为左、右两院，改通政使司为寺，改大理寺为司。这些改革都明显地透露出一种信号，那就是抑武崇文。这与朱元璋掀起的洪武狂飙，走的是相反的路线。

那些藩王们隐隐感到，这个侄皇帝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他们眼中的书呆子了。朱允炆正在逐渐进入角色，不管不顾地构筑着属于自己的帝国。本来他们以为，这个孩子个性纯良、柔弱，凡事会倚仗着他们这些藩王。可从他登基以来所采取的种种改革措施来看，他不是在与他们分蛋糕，而是在与他们抢蛋糕。他们既不是利益共同体，更不是利益相关者，他们只是边疆站岗放哨的，用不了多长时间估计连他们的站岗资格也会被剥夺。

他们倒不是担心建文帝一意孤行的改革，他们担心的是自己从朱元璋那里得到的既得利益，会毁在朱允炆的手中。他们焦虑，就像一块焦炭在体内被欲望之火点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