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新形势与新任务（第2/2页）

反对那种“左”的冒险的倾向，其具体表现，就是完全否认有暂时地部分地军事策略上的退却底可能和必要（例如，为避免和敌人过大力量底作战；或者为的抽出时间准备和找到好的机会再作进攻等等），就是对于保存红军实力有第一等意义这一点估计得不足或根本不了解，机械地了解巩固根据地任务，甚至以为可以牺牲大量红军力量去达到这一目的。[41]

对于苏区的经济政策，王明肯定：“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了专门关于合作社条例（譬如在中央苏区在这一个时期中就成立了五百个以上的生产、消费和信用合作社）；关于国家和私人的借贷条例；关于允许在苏区工商业投资条例；关于征求专门人材启事；关于工人监督生产和在苏维埃监督之下允许土地买卖的条例；以及关于禁止不断平分土地的指令。”[42]同时他批评：“许多党和苏维埃组织对于在中农当中的工作注意得不够，而且有时候对中农的关系不正确（首先就是左倾幼稚的态度）。”[43]这些，或者是中共中央已经采取的，或者是王明希望中共中央做到的，其核心内容都体现着纠正此前过激方针的思路。

王明讲演中有一段话特别引人注目：“在党和群众组织当中，有许多同志对于党的任务底了解和执行，时常是一成不变地、琐碎地、教条式地，时常是不曾估计具体的主观和客观的条件，不曾在新的条件之下，用新的方法做工作，全党应当在这个问题方面，起一个根本的转变。”[44]王明在此要求不能教条地、一成不变地对待党的任务，而应根据主客观实际，在新条件下采用新方法。颇具意味的是，正是王明，日后被作为是这一时期教条主义的代表人物遭到批判，王明这个名字，在许多人心目中，几乎成了教条主义的代名词。

当然，王明强调应抛弃教条的态度并不等于他本人就不教条，评判历史人物，更应该注意的不是其原则阐述，而是其实际作为。就此看，这一阶段，王明确实表现出了比较理性的态度。1933年12月底，王明在莫斯科与即将回国的中共干部谈话时，批评中共中央滥用机会主义帽子对待干部，强调这样做使得“中国党的同志差不多没有一个没有机会主义的错误，失了‘机会主义’原来的政治上的严重性”；同时，“大家都骇怕，因此压杀了同志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45]次年4月，他和康生两次致信中共中央，再次批评党内斗争“对于缺点和错误的过分或夸大的批评”及“党内斗争方式”不策略的弱点，明确表示不赞成中共中央反罗明路线时，“将各种的错误，都说成罗明路线的错误，甚至于把那种在政治上和个人关系上与罗明路线都不必要的联在一起的错误，都解释成罗明路线者”。[46]

王明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客观上起到了保护毛泽东的作用。和在中央苏区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不同，远在莫斯科的王明既不会感到毛泽东的潜在威胁，也不需要通过批评前任来证明自己的正确，因此，他可以以平静的态度来对待毛泽东。1934年3月，当苏区中央提出“毛泽东已长时间患病，请求派他去莫斯科”[47]时，有王明参加的共产国际书记处会议作出决定：“认为他不宜来莫斯科。必须尽一切努力在中国苏区将他治好。只有在中国苏区绝对不能医治时，他才可以来苏联。”[48]这一决定对毛泽东当然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1934年前后，王明通过对国内外形势的系统分析，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一些不应忽视的新思路。在谈到针对国民党军的兵运工作时，他明确指出：

我们现在对于敌人军队提出的任务，已经是夺取敌人军队要比瓦解敌人军队更重要些……在空前未有的民族反帝高潮之下，只要我们作了相当的工作，有时候甚至于简直不充分的工作，就有很大的可能，把这个军队从帝国主义后备军和中国反革命的武装支柱，变成为反对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以及卖国贼底战斗力量。

我们的军事工作，现在当然仍和以前一样，主要的是夺取士兵群众。但是，我们现在同样应当注意在敌人的下级以至中级军官成分当中的工作。譬如，在下级军官和各种军事学校的青年学生当中，有许多是真正热诚的所谓“爱国志士”，他们真正愿意为民族解放与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拼命。[49]

王明要求争取中下级军官，并把争取敌人军队看作比瓦解敌人军队更重要的任务，表明中共对国民党军队的判断已在持续发生变化。1934年11月，王明进一步谈道，在武装保护祖国的旗帜下，中共不仅可以夺取南京部队中的很大一部分中下级军官，而且还有更多的可能：

在一定的条件之下，甚至一部分高级将领，在自己军队和广大民众底革命情绪逼迫之下，不能不实行公开的反日反蒋武装行动，同时，就不能不允许共产党和革命组织在他们统治范围内公开宣传和活动自由，结果时常形成很便利的条件，可以使我党不仅有夺取很大部分军队，而且甚至整师整军的队伍到革命运动方面来。

我们党在敌人军队中工作的目的，已经不仅是在于使之瓦解，而且更多注意于夺取他们到武装挽救祖国斗争方面来。[50]

这一系列的认识，事实上已经相当程度上触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问题，为共产国际七大期间，中共提出建立除少数人之外的各政治力量抗日大联合奠定了基础。王明主持起草的“八一宣言”宣示的统一战线方针，是苏俄和共产国际调整中国革命政策的逻辑结果。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成员，中国党的代表，王明在中国问题上的看法，对共产国际的政策也应有其重要影响。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及王明在苏俄、共产国际指导下作出的政策转变，和其处身莫斯科，相对离开国内国共对立的残酷环境，可以盱衡国内及世界大势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莫斯科政策总体向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趋向，折射出国内国际局势已在悄悄发生深刻变化，提示着中国革命在形势成熟时，有可能也有必要作出新的抉择。其潜流所及，会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只是这些对当年处身国共对抗前沿的中共中央而言，还太过遥远，生存，尚为中央苏区的不二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