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从毛泽东眼中走进苏区（第3/12页）

作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志之一，一般而言，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中农比例较高，而在相对贫穷、落后地区，中农比例要低一些。苏区由于多处山区，经济相对落后，中农发育受到影响，较之社会平均指标要低一些，但即使如此，中农仍占相当比例。福建龙岩“贫富无甚悬殊，是以中人之家，最居多数”。[81]湘鄂西苏区中农占到33%，贫农为50%。[82]江西28村1950年的统计数字是中农占28.8%，贫农占54%，雇农占2.53%，其中苏区12个村中农占22.55%，贫农占63.29%，雇农占1.18%。[83]福建长汀土改前中农人口占35%，地主、富农人口比例不到3%；[84]建宁中农占人口的28.17%。[85]赣南的南康樟木乡土改时统计全乡人口为4878人，其中中农1231人，占25.24%。[86]可见，即便在苏区，中农人口仍占到1/4左右。

从占地比例看，中农占地一般稍稍超过人口比例达到35%左右，或居于第一，或次于地主居第二。浙、皖、闽、苏南235县中农占地为33.65%，[87]江西28村中农占地32.2%，其中苏区12村为30.42%；[88]南康樟木乡全乡土地4508亩，其中中农占1762亩，占39.1%。[89]这样的比例在闽赣地区具有普遍性。闽西由于公田比例庞大，中农占地比例稍小一些，长汀土改前中农占地17.6%，但这一数据是以公田占有49%为背景的，而且其在各阶层中仍然属于占地比例最高者，远高于地主、富农的7%。[90]

从人均占地看，中农“稍高于全乡每人平均土地数的较多”。[91]虽然如此，在中央苏区，由于可耕作土地较少，中农人均拥有土地的绝对值仍然很低，福安古田七保村中农人均占地1.27亩，[92]南塘保中农人均占地1.11亩。[93]这个数字在当时土地收获量低下的情况下，并不足以做到自给自足，所以相当部分中农还要佃入土地耕种。

从生产资料主要是耕牛占有情况看，中农更具有较大优势。据对福建14县22个村的调查，耕牛占有情况是：中农占有耕牛总数的55.69%，贫雇农占有32.63%，富农占有8.76%，地主占有1.12%，其他阶层占有1.8%。[94]古田县七保村全村耕牛72头，10户地主没有一头，2户富农占有14头，102户中农占有40头，178户贫农占有15头。[95]江西九江县石门乡解放前中农占有耕牛、农具的比例分别达到46.6%和50.47%。[96]湖南桂阳樟市乡中农占有耕牛、农具的比例最高，分别为41.88%、45.31%。[97]中农在人口、土地及生产资料占有上的重要地位，使其动向对农村社会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苏维埃革命时期的中共话语中，中农一直是联合的对象，只是在联合的地位和紧密度上随着判断的变化有所差异。苏维埃革命早期，中共曾认为：“至于自耕农亦只能希望他们在土地革命中中立，这并不是说我们现在就抛弃自耕农、中农、小商人，而且还是要联络他们。”[98]这是从较松散的层面谈论联合中农。随着苏维埃革命的深入进行，中农在农民革命中的地位得到更充分的认识，中共六大决议已经把联合中农放到战略高度予以考量，强调：

联合中农是保证土地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贫农与农村无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而斗争，是土地革命的主要动力，而与中农联合是保证土地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中国共产党提出之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的政纲，必能得到广大的中农群众的拥护。因为中农群众也是受地主阶级各种封建剥削压迫群众中的一部份。[99]

虽然就理论上而言，中共从未怀疑过中农的重要性，但中农和贫雇农毕竟是具有不同经济利益和经济地位的两个群体，尤其在动荡的政治运动期间，这种利益冲突更容易被诱发。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从阶级分析立场出发，中共对贫雇农的信任度当然要高于中农，“依靠对象”和“联合对象”的提法明显表明了两者在中共心目中的不同地位。从中共的阶级分析系统出发，被定位为农村中小资产阶级的中农，确实难以和贫雇农的半无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身份相比。在此背景下，像贫农团这样被认为是“乡村苏维埃政权的柱石”[100]的贫雇农的群众组织，在阶级话语中拥有绝对强势地位，有报告写道：

由开始组织以来，对于贫农、雇农中很有效力，因在平分土地与反富农斗争中特别表现了它的力量。一般贫农、雇工许多问题多找贫农团，多有乡苏维埃是另外的“官府”，而贫农团是他们的“家庭”之势……有时因反富农斗争与当地苏维埃有不同意见，该贫农团即说苏维埃袒护富农，苏维埃即说贫农团侵占中农。一个要斗，一个不要斗，在发生冲突时，多系苏维埃负责人被贫农团捆打。[101]

贫农团和苏维埃之间围绕着中农问题的冲突，颇具意味。尽管苏维埃本身就是一个以保护贫苦大众利益为职志的阶级政权，但面对贫农团这样纯粹的阶级组织，在阶级话语具有压倒性的政治优势背景下，有时也会显得力不从心，遑论贫农和中农之间的直接对垒。所以，中共在组织贫农团时，虽然一直强调“贫农团的会员虽只限于贫农以下的人，但绝对不是反中农的；相反的，它应在一切活动中吸引中农于其周围”，[102]但正如贫农团与苏维埃政权在对中农的判断发生冲突时所显示的，作为农村两个具有重大影响的阶层，贫农和中农的利益并不总能一致，当双方利益发生冲突时，中农的命运事实上就已经被决定了。苏区社会政治的排异性及在阶级话语下置身中农和贫农间的尴尬处境于此显露无遗。

当然，中共对中农的重视确实是真诚的，尽力使中农成为苏区社会的主流阶层，符合中共的战略利益，因此，中共一再要求：“应推选中农的积极分子到苏维埃政府机关及各种委员会中去参加工作，应组织中农到农村中各种补助团体如文化教育组织以至武装组织中去，以巩固与中农的联盟。”[103]张闻天1933年更从动态角度具体阐发了制定正确的中农政策的意义：“中农在中国苏维埃区域内占最大数量。在许多区域内虽是贫农出身的农民占多数，但是在从土地革命之后，这些贫农将逐渐的变为中农。这一特点，对于我们有极重大的意义。如若我们不能巩固同中农的联合，苏维埃革命是没法胜利的。”张闻天明确指出：“在开展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我们不要一刻忘记联合中农，这需要我们党的领导同志，最审慎的细心来感觉它们每一个的情绪与他们的要求。”[104]张闻天的文章，诚恳而又苦口婆心，体现出中共中央对此的高度重视，然而，紧接着张闻天这篇文章开展的查田运动，就一度形成了普遍打击中农的局面，其间的落差，既让人有哭笑不得之感，却也显示出了历史的复杂。事实上，对中农的打击，在1950年代之前中共的历史上屡见不鲜。笔者在考察了三年内战时期中农命运后曾经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