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工作作风问题的滋生（第2/2页）

令人惊讶的是，中央苏区后期基层干部大吃大喝现象已不罕见。江西省苏1932年5月披露：“一个乡政府以前经常可有三四桌人吃饭，区政府可有七八桌人吃饭，每月的客饭一个乡政府可开一二百元。”[52]闽西永定县“有些政府好象变成了一些客栈、饭店，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在政府食饭”，宁化县“县主席不知常驻工作人员有多少”，“只见人吃饭，不见人工作”。到饭馆公款吃喝也有案可稽，《红色中华》揭露：“靠近瑞金县苏的一家菜馆，据说是专供瑞金县苏工作人员食的，有一次购买十六斤甲鱼，还说不够卖”。[53]大吃大喝的背后通常都伴随着贪污浪费，江西省苏的报告指出：“各级政府浪费的情形实可惊人，一乡每月可用至数百元，一区一用数千，一县甚至用万元以上；贪污腐化更是普遍，各级政府的工作人员随便可以乱用隐报存款、吞没公款，对所没收来的东西（如金器物品等）随便据为己有，实等于分赃形式。”[54]

一些地方干部特殊化现象也在滋生，即便像优待红属这样严肃的政治活动也有人借机营私：“宁化各级苏维埃压迫群众替自己工作人员作过分的劳动，而红军家属反得不到优待。”[55]宁都某区政府“对自愿的当红军的反不替他耕田，并且说谁要你去当红军，而对强迫命令去当红军的才替他耕田”。[56]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自愿当红军的不属指标范围。博生县苏工作人员的优红工作严重流于形式：

某天到城市流南区流南乡去实行“礼拜六”，大概是九点钟才从县苏起程，到流南乡已经差不多十点钟，找了乡政府和代表带到红军家属的地方已经十点半钟过了，在田野中还没做到两点钟的工夫，县劳动部有一个同志发了“摆子”，如是找着那村的乡代表，要他立即找担架将病人抬进城去。那位乡代表的回答是很实际的：“你们这样优待红军家属太形式了，没有做到两个钟头的工夫就要找担架，你们不来还免得我们麻烦。”[57]

粗暴的工作作风和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倾向，严重伤害了群众的感情。黎川县樟村“赤卫军连长要群众帮助红军运输，用命令强迫，结果引起了群众的反抗”。[58]于都“寨下区发生反革命收缴保卫局的枪支，捉区苏主席，苍前区发现反革命的标语，小溪罗江等区反革命分子能够回来，公开宣传要群众把已经买了的公债退还政府，强迫乡苏代表收回公债，反对推销公债”。[59]时任粤赣军区司令员的何长工回忆，粤赣省的罗田甚至发生红军“打仗时刚过了一座桥，群众把桥给破坏”[60]的恶性事件。这种情况虽不是普遍现象，但群众正面支持的减弱却是不争的事实，安远、寻乌有干部反映：“群众情绪更加消沉，红也不管，白也不管。群众受反动派压迫，一点也不会反抗而离开我们。”[61]群众支持度的下降，对“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62]的红军展开反“围剿”作战，应该是不小的隐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