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福建事变爆发与国共的应对（第3/7页）

在对红军作战失败后，十九路军的部分指挥员认识到，若继续对红军发动进攻，那势必要招致更大的失败；但倘若不打红军，而打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给老百姓以起码的民主、自由，那么，这支军队是能够使中国获得解放的。无论美国及其它帝国主义者是否想利用福建事变以达到它们反对日本的目的，无论福建的将领们是否会始终如一地实现自己的诺言，抗日运动结果，给福建劳动群众和十九路军士兵指出了一条道路，以便实现中华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在1933年1月10日关于抗日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的宣言中所提出的要求。[133]

康生这段讲话对事变的肯定更加正面，而且含蓄否定了有关十九路军是代表美国利益反对日本的说法，明确十九路军的行动有实现中共倡导的抗日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使中国获得解放的可能，这样的表态不可忽视。由于中共代表团在中共中央决策体制中的特殊地位，他们的态度不可能不对中共中央发生影响。

事实上，中共地下党组织在福建的一系列行动也体现着中共对闽变欲迎还拒的真实态度。11月29日，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将原定在人民政府召开群众大会上的示威行动改成参加大会并宣传中共方面的主张。[134]福州中心市委在未接到中共中央指示信前曾正确判断“此次政变是有利于我们的，认为蒋介石才是我们的最大敌人，是冲破五次‘围剿’有利的条件。即决定发动群众参加反蒋大会”。但随后改变了这一看法，采取了与人民政府对立的一些做法，“犯了‘左’的关门主义的错误”。[135]12月中旬，在得到有关指示后，福州中心市委调整政策，决定将游击队改为人民抗日军，进一步开展反帝运动。罗明回忆，事变后，“中央局派我和谢小梅前往厦门、福州领导党组织推动地方群众工作。厦门、福州两个中心市委召开扩大会议，由我传达中央局指示，并决定开展群众抗日反蒋的民主运动，要求释放政治犯，加强党组织的发展和秘密工作”。[136]

作为政策转变的标志，中共这时把工作重心转到反蒋和中共自身的发展上，不再以十九路军为对抗对象。十九路军在福建连江开展“计口授田”工作时，正在此准备进行土地革命的中共方面当即表示：“如‘人民政府’实行分田”，他们“当让‘人民政府’去做。”[137]同安地方政府召集大会时，为凑集人员求助于中共当地负责人，中共负责人“叫他们到各乡村公开打锣去号召，用汽车去载人，弄点心给农民吃”。[138]福州党组织慰劳队到前线慰劳十九路军，以“号召广大群众参加反帝反国民党的统一战线”。[139]陈子枢甚至为厦门中心市委得知中共和福建人民政府签订协定后“表现出一种空洞的欣喜的情绪”感到担心，忧虑“这样必然会放弃了实际的艰苦的斗争工作，不可避免地由于这种错误的幻想，会有走上机会主义道路的危险”。[140]中共在福建和十九路军的微妙关系，外界其实也多有注意：“共党宣传，表面上仍属反闽，实际上则共党密赴福建者甚多，对民众组织甚努力。”[141]

由于中共与闽方政治上欲迎还拒而又相互有所企图的合作关系，当十九路军的反蒋军事展开后，中共与闽方的军事合作也呈现复杂的内容。蒋介石向闽方发动进攻之始，中共从自身战略利益出发，采取了有保留的协助措施。1933年11月24日，朱德、周恩来等要求赣东北和闽北中共武装，在国民党军向闽浙赣边境集中时广泛发展游击战争，扰乱其后方，红七军团主力则随时准备截击或尾追敌人。同时，周恩来致电中革军委，探询可否出动红三、五军团侧击国民党军入闽部队。[142]中革军委对直接与十九路军配合作战抱有疑虑，强调“不应费去大的损失来与东北敌人新的一路军作战，而让十九路军替我们去打该敌”，但同时也指示红七军团及独立部队应“以游击战争的方式妨害敌人第一路军集中”，在“敌人第一路向闽北前进时阻滞并剥削之”。[143]12月中旬，中革军委要求红五、七军团及独立第六十一团组成的东方军，在建宁、泰宁、邵武、光泽、黎川一带展开游击战争，“侧击向资溪、光泽运动中敌人的中央纵队”，“在资溪务须进行顽强的防御”，“迟滞、钳制向光泽前进的敌人”。[144]12月中、下旬，朱、周又多次指示“广泛发展游击战争”、侧击敌“进剿部队之后尾”，“积极扩大并发展闽中游击战争，不断截击邵顺间敌人后方联络部队及进行一切破坏工作”。[145]12月底，项英明确指示红九军团第十九师“转移到将乐的地域，与十九路军的左翼部队取得直接连络”。[146]当时前方国民党军对红军行动的亲身感受是：“企图破坏道路阻我前进，无顽强抵抗力。”[147]

中共的这一系列行动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1934年1月2日，共产国际提出：“你们的部队应该避开蒋介石的进攻部队，在迅速重新部署后，从北面和南面同时打击进攻19路军的蒋介石部队的侧翼和后方，最好是在它们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148]就中共而言，维持十九路军这一反蒋力量的存在，是一种符合其利益的常识判断，罗明回忆，事变后他被派往厦门、福州“传达中央对闽变的指示，即军事上联合，帮助他”。[149]而蒋介石也报告：“最近赤匪因得闽方接济，并为牵制策应闽方及实行联成一片起见，突以伪第一军团向我崇仁、宜黄一带进犯，并以伪军第三、五、七各军团，集合全力，分向我黎川、金溪一带进犯，对我冀作中央突破及右翼迂回之企图。”[150]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则注意到：“赣东赤匪乘中央军进迫闽垣之际，迭犯浙赣边境，企图牵制我方兵力，截断我后方联络。”[151]

虽然红军受命骚扰入闽的国民党军，但要以实力代价为十九路军在闽北阻挡国民党军，也为中共中央所不取。在国民党军兵力居绝对优势情况下，红军要独力担起阻止国民党军入闽重任其实并不现实，何况，本在闽北的十九路军主力也在后撤。因此，虽然王明在事变后不久曾批评中共中央没有意识到：

问题的中心不在于我们红军愿意不愿意接受蒋介石这个打击，而问题的实质是在于：或者红军和十九路军一起来击退蒋介石的力量，或者是蒋介石先打败我们的同盟军——十九路军，然后再集中一切力量来打击我们的红军。[152]

但这究竟是事后诸葛亮之言。事变当时，中共和十九路军对双方的军事合作都没有充分的准备，对军事形势的发展也难有全盘的计划，在国民党军十几个师压迫下，中共即使勉为其难，效果也难以臆测，何况，国民党方面还观察到：“伪一、三、五等军团被我痛剿，迭受叵剧，喘息未定。”[153]这虽然不无自夸之嫌，但红军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连遭失利、军力受创、亟需休整确也属实。[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