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会政治的青年（第3/13页）

自然，典卖土地的收益不可能长期维持。一旦岁入枯涸，君主必须面临选择，要么放弃“光荣之路”，要么向有产者转嫁负担。这时，布尔乔亚就会忘记自己由来已久的保王党立场，穿上贵族的靴子，用“人君自食其邑”的封建典章抗拒绝对君主的武断征税，用“英国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堡”的部落遗俗（普通法）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英国有产者能够这样做，也是因为国会仍然存在，可以作为他们的政治凝结核。欧洲大陆的布尔乔亚过早地欢呼王权毁灭封建贵族（及其据点国会或等级会议），给他们带来了“国王的和平”，结果当绝对君主的需索超过他们的忍耐极限时，发现自己已经没有不做保王党的机会了。

战争意味着财政灾难。外交界把伊丽莎白的吝啬和优柔寡断解释为妇女天然的弱点，清教徒又把詹姆斯的畏惧战争解释为外来王室对英格兰民族事业的不忠。但是账单比个人性格和意识形态更能解释王室对和平的渴望。伊丽莎白一朝末年，为了支付西班牙战争和爱尔兰战争的费用，王室出售了价值800 000镑的土地，给詹姆斯留下的只有100000镑债务。詹姆斯继位第一年的土地收入只有十二年前的四分之三。国王结束了两场战争，但他仍不得不出售价值775000镑的土地。詹姆斯一世的财政大臣米德尔塞克斯（Middlesex）说：“国王出售土地，不仅卖掉了他的收益，也卖掉了他的王权。”

战争不仅是国王个人的事业，也是英格兰民族的事业。反对天主教和西班牙的战争尤其在意识形态上与清教徒（他们往往是商人）有关，在经济利益上与伦敦市（长老派的一大据点）有关。政治理论家詹姆斯有理由认为，各阶级应该为公共的利益多出一点力，不应该享受搭便车的好处，让王室独任其难;政治家詹姆斯希望将自己继承的两个王国统一起来;神学家詹姆斯希望将自己偏爱的主教制理论推广到两个王国，进而为“君权神授”学说打下基础。1604年国会就是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召开的。然而，国王在这三个方面全都失败了。唯一的收获是：他在与国会党人和普通法学家（普通法在财政上的意义可以概括为“我的财产就是我的城堡”，反映日耳曼部落和封建初期的社会；而罗马法在税收上的态度可以概括为“你应该缴纳给皇帝的，就是皇帝认为他需要的”，反映罗马帝国晚期的社会）的辩论中，学问大有长进，使绝对君主制－高教派的政治－神学理论进一步完善，在思想史上占有相当显赫的地位。

不幸的是，伊丽莎白没有著书立说就能得到的收入，詹姆斯著书立说后仍然得不到。从1603年到1621年，尽管改善了管理，税收仍然下降了四分之一。1610年，国会解散，留下没有解决的财政问题。1614年，昏乱国会（Addled Parliament）召开九个星期后解散，仍然没有为国王通过任何拨款。亨利八世时代国王和国会联合反对贵族、伊丽莎白时代女王和国会联合反对天主教的美好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王室和有产阶级从此相互为敌。

1621年，国会不仅把攻击王室垄断企业作为自己的主要议事日程，而且产生了两个最可怕的领袖——1628年《权利请愿书》（The Petition of Right）的灵魂、普通法体系（Common Law System）的万世师表爱德华·柯克爵士和资深的国会领袖皮姆（John Pym）。他们的作用就是总结出一套辉格史观和宪制理论，使利益之争转化为原则之争，财政危机升级为宪法危机。1621年11月，国王受够了爱德华·柯克爵士和毫无结果的争论，决心解散国会。1622年1月，威尼斯大使报告，詹姆斯一世扬言，他再也不愿意跟国会打交道了[111]。然而，欧洲的外交形势不允许他履行诺言。1624年亲王国会（The Prince Parliament）召开，他不得不再次面对万恶的柯克和皮姆。尽管国王和他的主要顾问白金汉公爵希望战争威胁会使英格兰各阶级团结起来，但柯克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大宪章》与自由，皮姆永远不会忘记他的财产与契约。查理一朝的土地财政每况愈下。国王的大宗收益来自王室地产，但经过前朝的挥霍，大部分均已抵押出去，查理的地产收入不过25 000镑，不及父王三分之一。17世纪20年代末，战争再起，查理一世不得不再次出售价值650 000镑的土地，大部分用于偿还伦敦市的贷款。1639年，他将王冠抵押给伦敦市。等到1649年内战结束，胜利的国会出售王室残余地产，仅存2 000 000镑。这个数字仅仅是后来复辟王朝一年的收入，扣除管理开支至多可以产生20 000镑年租，考虑到美洲金银入口以来物价至少上升了四倍，王室从土地上可能得到的岁入还不如蔷薇战争结束时的！

已经卖掉的地产不可能收回，王室只有从别的途径开源。除了继续典卖土地，仅存的办法不外乎鬻卖官爵、鬻卖垄断权、非法征税和强迫借款。后三者最终将王朝推上了毁灭之路。

鬻卖官爵在后世看来是出卖公共权力的不可饶恕行为，在当时却是较少引起争议和反对的措施。因为封建体系根本没有公共事务的概念，半封建、半绝对主义的斯图亚特王朝又没有机会创造自己的典章制度，宫廷（Court）与（国会宣称由自己体现的）国家（Country）并不是一回事。从当时的观念看起来，鬻卖官爵不过是宫廷与有产者（Property）的私人交易，宫廷出售自己发明创造出来的爵位，至少比出售从教会没收的土地更有正当性。“封建诸法规”（The Feudal Regulations）的维护者（包括普通法家）担心的并不是宫廷鬻卖官爵，而是宫廷收钱后又赖账,后者才是侵犯“财产和契约”（Property and Contract）的不可饶恕行为。法国的绝对君主经常有这样的无赖行为，斯图亚特王朝反而颇有信用——自然这也是詹姆斯一世父子力量不足的体现，反证英格兰绝对君主制发育不全。

詹姆斯一世创立了从男爵（Baronet）头衔，卖爵得款100 000镑。贵族和官职也在出售之列。虔诚有德的查理一世在白金汉公爵遇刺后废除了鬻爵制，结果使自己的处境更加困难。长期国会和光荣革命废除了斯图亚特王朝绝大多数政治措施和财政措施，唯独保留了鬻卖官爵，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叶。这种做法与国会尊重“财产和契约”的原则完全一致——双方买卖的官爵是自愿交易所产生的私有财产权，并非武断或强制，并不违反当时人理解的自由主义。

鬻卖官爵只是财政上的游击战，鬻卖垄断权才是王室收入的大宗。如果能妥善加以整理，垄断权可以发展为一种类似桑弘羊、王莽和王安石的国家统制经济体系，使王室事实上获得对全体居民的消费无限度征收间接税的权力，自然也要付出民间工商业永远无法超出原始水平的代价。查理一世不屑于零星的收益，他可以理解的雄心壮志是效法法兰西，将王室从国会永无止境的财政压迫之下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