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战争（第3/8页）

从社会意义的角度说，即使是一个法国人，他对当时战争形势的看法也不会有太多的不同，应该说，他的祖国有点“四面楚歌”。在那个旧时代，各种力量、各种势力的关系更加复杂多变，这里的基本冲突是法国和英国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在那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主宰了欧洲的国际关系，从英国的观点看来，这几乎完全是经济冲突。他们想消灭主要竞争对手，以实现完全主宰欧洲贸易、全面控制殖民地市场和海外市场（这也意味着要控制公海）的梦想。事实上，战争的结果差不多就是这样。在欧洲，这样的目标意味着英国不具有任何领土野心，除了控制在航海上具有重要性的某些据点以外，或者确保这些据点不落入那些强大到足以构成危险的国家手中。至于其他方面，英国对任何具均势性的欧洲大陆政策，均表示欢迎。在海外，这样的目标代表着大肆破坏其他国家的殖民帝国，使其尽数纳入英国统治下。

这种政策本身原足以为法国提供一些潜在盟友，因为所有从事航海、商业和殖民的国家都会以疑虑、敌视的态度来看待英国的政策。事实上，它们的正常态度就是中立，因为在战时自由经商的好处是很大的，但英国倾向于把中立国的船运（完全现实地）看作在帮助法国人而不是他们，因而时常有冲突爆发，直至1806年后，法国的封锁政策才把它们推到对方阵营。由于大多数航海大国都力量薄弱，或者深居欧洲，所以，没有给英国造成多大麻烦；但1812—1814年的英美战争，却是这样一种冲突的结果。

从另一方面看，法国对英国的敌视态度就要复杂一点，但其中，像英国人一样，要求全面胜利的因素因革命而大为加强，这次革命使法国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而资产阶级的胃口在某种程度上也和英国人的胃口一样，是没有止境的。要想对英国取得起码的胜利，便需破坏英国的商业（他们正确地认为，英国仰赖于商业），而要预防英国恢复势力的措施，便是一劳永逸地摧毁它的商业。（英——法冲突和罗马——迦太基冲突的类比，大量存在于法国人的思想中，他们的政治意象主要是古典的。）在野心大一些时，法国资产阶级会指望靠着自身的政治和军事资源抵消掉英国明显的经济优势，例如为自己建立一个广大而受控制的市场，把竞争对手排除在外。与其他冲突不同，这两种考虑都会使英法冲突变得持久而又难以解决。任何一方实际上除获得全面胜利外，都不准备解决问题（这种情况在今天虽然很常见，但在当时却是罕有的事）。两次战争之间的短暂和平（1802—1803年），便因双方都不愿意维持下去而告终结。这种冲突的难以解决，因双方在纯军事领域中的对峙局势，而变得更明显：从18世纪90年代末期，情况就很清楚，英国人无法在大陆上有效地赢得战争，而法国人也不能成功地突破海峡。

另一些反法强国，则忙于不那么残酷的争斗。它们都希望推翻法国大革命，虽然都不想以它们自己的政治野心为代价，但到了1792—1795年后，这样的愿望显然已难以实现。奥地利是最坚定的反法大国，因为法国直接威胁到它的属地、它在意大利的势力范围和对德意志的主宰地位。因而奥地利加强了与波旁王朝的联系，并参加每一次重要的反法同盟。俄国参加反法战争则时断时续，它仅在1795—1800年、1805—1807年和1812年参战。普鲁士的态度则有点游移，它一方面同情反革命势力，一方面又不信任奥地利，而它想要染指的波兰和德意志，却需要法国的主动支持。于是，它只是偶尔参战，并且是以半独立的方式：如在1792—1795年、1806—1807年（当时它被粉碎）和1813年。其余时不时参加反法联盟的国家也表现了类似的政策摇摆。它们反对法国大革命，但是，政治归政治，它们还另有重要的事情要做，而在它们的国家利益中，并没有什么东西非要它们坚定不移地敌视法国，特别是一个决心定期重划欧洲领土的常胜法国。

欧洲国家这种长期存在的外交野心和利益，也为法国提供了许多潜在盟友。因为在相互竞争和处于紧张关系的每一个永久性国家体系中，与甲方的不和，就意味着对反甲一方的同情。这些潜在盟友中最可靠的是地位较低的德意志王公们，他们有的是长期以来便将自身的利益建筑在（与法国结盟）削弱皇帝（即奥地利）对各诸侯国的权力上，有的则是饱受普鲁士势力增长之苦。德意志西南部诸邦，如构成拿破仑莱茵邦联（Confederation of the Rhine，1860年）核心的巴登（Baden）、符腾堡（Wurtemberg）、巴伐利亚和普鲁士的老对手以及受害者萨克森，是这类国家的代表。实际上萨克森是拿破仑最后一个最忠实的盟友，其原因部分可用经济利益来说明，因为萨克森是一个高度发展的制造业中心，可以从拿破仑的“大陆体系”（Continental System）中获得好处。

即使把反法一方的分裂和法国人可资利用的盟友潜力考虑在内，根据统计数字判断，反法联盟还是要比法国强大得多，至少开始阶段是如此。然而，战争的军事记载却是法国一连串令人震惊的胜利。在外国军队和国内反革命的最初联合被打退之后（1793—1794年），在战争结束前只有一个短暂时期，法国军队的防御是处于危急状态，即1799年，第二次反法联盟动员了苏沃洛夫（Suvorov）统率的俄国军队，这支强大而可怕的队伍首次出现在西欧战场上。就一切实际成果而言，1794—1812年间的战役和地面战斗一览表，实际上便是法国不断取得胜利的记载。而其原因就在于法国的革命本身。如前所述，法国大革命在国外的政治宣传并非决定性的。我们最多只能说，它防止了反动国家的居民起而抵抗为他们带来自由的法国人，但事实上，18世纪正统国家的战略战术，并不指望也不欢迎平民参战。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曾斩钉截铁地告诉那些支持他对抗俄国的柏林人，要他们远离战争去做自己的事。但是大革命改变了法国人的作战方式，并使其比旧制度的军队优越许多。从技术上来说，旧制度的军队有较好的训练、较严密的军纪，在这些素质能产生决定性作用的地方，例如海战，法国军队便处于明显劣势。他们是出色的私掠船和打了就跑的武装快船船员，但这不足以弥补训练有素的海员尤其是称职海军军官的缺乏。这部分人被革命杀死了一大批，因为他们大多是保王派的诺曼底和布列塔尼乡绅，而具有这种素质的人又无法很快拼凑起来。在英法之间的六次大海战和八次小海战中，法国的人员损失大概是英国的10倍。[2] 但在临时编队、机动性、灵活性，特别是十足的进攻勇气、总体的士气等方面，法国人是没有对手的。这些优势靠的并不是任何人的军事天才，因为在拿破仑接管军权前，法国人的军事纪录已相当令人注目，虽然法国将帅的一般素质并不突出。但这些长处多少得益于国内外核心官兵的活力恢复，而这正是任何革命的主要成效之一。[3] 1806年，在普鲁士强大陆军的142位将军中，有79人超过60岁，而所有的团级指挥官中，这种年龄的军官也占了1/4。但同年，拿破仑（24岁时任将军）、缪拉（Murat，26岁时指挥一个旅）、赖伊（27岁时也指挥一个旅）和达福（Davout），却只有26—37岁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