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结语：迈向1848（第4/4页）

但是，专制主义的欧洲，是由1815年的顽固政体所主导，该体制旨在杜绝任何具有自由主义或民族主义性质的变革，甚至对最温和的反对派，该体制也未留下除了承认现状或进行革命之外的其他选择。他们可能不准备起来反叛自己，但是，除非发动一场不可逆转的社会革命，并且除非有人起来进行这样的革命，他们也将一无所获。1815年的政权迟早得让路。他们自己知道这一点。“历史反对他们”的意识削弱了他们的抵抗意志，正如历史的确是在反对他们这一事实削弱了他们抵抗的能力一样。在1848年，革命（常常是国外的革命）的第一阵轻烟就把他们吹跑了。不过，至少得有这一阵轻烟，否则他们是不会自己走开的。与英、比相反的是，在这类国家当中，即使是较小的摩擦（统治者与普鲁士和匈牙利议会的争执；1846年选举出一位“自由主义”教皇，即一位急于把教会统治带到离19世纪稍微近一点的教皇；对巴伐利亚的一位王室女继承人的怨恨等等），也都会酿成重大的政治震荡。

理论上，路易·菲力普的法国应该有着英国、比利时、荷兰以及丹麦和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政治灵活性才是。但是，事实上它却没有。因为，法国统治阶级（银行家、金融家以及一两个大企业家）仅代表了中产阶级利益的一部分，而且是其经济政策为更有活力的企业家以及不同利益集团所讨厌的那部分；此外，对1789年革命的记忆，仍然阻碍着改革。因为，反对势力不仅有不满的中产阶级，而且还有政治上起决定作用的下层中产阶级，尤其是巴黎的下层中产阶级。（尽管选举权受到限制，他们仍在1846年投票反对政府。）扩大选举权可能因此而引入潜在的雅各宾党人，亦即激进派，这些人除非被正式加以禁止，否则一定会变成共和分子。路易·菲力普的总理兼历史学家基佐，因此倾向于将扩大政权之社会基础的任务留给经济发展来承担。因为经济发展将自动增加具有进入政界财产资格的公民数量。事实上正是如此。选民从1831年的16.6万人上升到1846年的24.1万人。不过，这还不够。对雅各宾共和的恐惧使法国的政治结构无比僵化，而且使法国的政治形势日趋紧张。在英国，于宴会之后举办一场公共政治讲演——就像法国反对派在1847年所举行的那样——绝对不会引起任何问题。但是在法国，它就代表着革命的序幕。

如同欧洲统治阶级的其他政治危机一样，1848年革命与一项社会灾难同时发生，即自19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横扫欧洲大陆的大萧条。歉收，尤其是马铃薯歉收引人注目。爱尔兰和程度上较轻的西里西亚和佛兰德斯的所有人口都在挨饿，[7] 食品价格飞涨。工业萧条使失业加剧，大批城市劳动贫民恰好在其生活费用飞涨之时，被夺去了他们微薄的收入。不同国家与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的形势都有所不同，但是，对于当时政权幸运的是，诸如爱尔兰人和佛兰德斯人或一些地方工厂工人这些最悲惨的人，在政治上也是最不成熟的。例如，法国北部地区的棉纺工人将他们的绝望发泄在涌入法国北部同样绝望的比利时移民身上，而不是发泄在政府甚至老板身上。而在最工业化的国家当中，不满情绪的锋芒早已被19世纪40年代工业和铁路建设的大繁荣所磨灭。1846—1848年是个坏年头，但还没坏到1841—1842年那种程度，而且，它们只是在现已清晰可见的经济繁荣曲线上的暂时下滑而已。不过，如果把中欧和西欧当作一个整体，1846—1848年的大灾难则是普遍性的，而总是处在生存边缘的群众，他们的情绪则是紧张而激动的。

一场欧洲的经济灾难就这样与旧政权的明显瓦解同时发生。1846年加利西亚的一场农民起义，同年一位“自由主义”教皇的当选，1847年末一场由瑞士激进派打败天主教徒的内战，1848年初在巴勒莫发生的西西里自治起义，上述事件都不是大风中飘动的草，而是狂风的最初怒吼。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很少有革命像这场革命那样被普遍预见到，尽管并不一定正确预见到在哪些国家或哪些日期发生。整个欧洲大陆都在等待着，他们已准备就绪，可立即将革命的消息借由电报从城市传向城市。1831年，雨果写道，他早已听到了“革命沉闷的轰响，仍然在地层深处，正在欧洲的每一个王国底下，沿着其地下坑道，从矿场的中心竖井——巴黎——向外涌出”。1847年，革命之声高亢而逼近。1848年，革命正式引爆。

[1] 约有50个这种类型的主要简报在1800—1848年之间发表，这还不包括政府的统计（人口普查、官方调查等等）或充满了统计表格的众多新专业性或经济学性杂志。

[2] 博尔顿和瓦特于1798年开始生产煤气灯，曼彻斯特的“菲利普斯和李”棉纺厂自1805年起长期使用1 000个煤气灯头。

[3] 在叶卡捷琳娜二世和保罗（Paul，1762—1801）统治时期，农奴制度的扩展使男性农奴人数从约380万增加到1811年的1 400万。（P. Lyashchenko, History of the Russian National Economy, pp. 273—4.）

[4] 这类估计是主观的，不过，假定每一个可划归中产阶级的家庭至少有一名仆人，那么1851年的67.4万名女性“一般家仆”，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超出中产阶级最大户数的数字。大约5万名厨师，“女管家和女仆的数量约与此相同”，则提供了最小的数目。

[5] 根据著名的统计学家威廉·法尔在《统计日报》（Statistical Journal）1857年第102页的数据。

[6]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当时普遍被认为是必然会发生的所有变革都有必要发生，例如，自由贸易、和平和代议政体的普遍胜利，或是君主及罗马天主教会的消亡。

[7] 在佛兰德斯的亚麻种植地区，1846—1848年之间，人口下降了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