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犯错与愚蠢之间（第4/8页）
“奥地利陆军的根本原则，似乎是在完全不开火的情况下尽可能逼近敌人，”这位英国武官惊奇地说道。奥地利炮兵的做法与此背道而驰，但用在炮兵身上又是错得离谱，“不等敌人进入射程，乃至不等目标出现，就狂轰猛炸把炮弹打完”，无法与步兵友军合作，且还可能误杀友军。步兵、炮兵各打各的，主要是因为奥匈帝国陆军的火炮不够多，若要先从远距离炮轰敌军，再从更近距离炮击敌军以支持步兵冲锋，就如这位英国军官所说的，“有可能使步兵在火炮移动的过程中失去支持”。军事演习也未模拟战斗的消耗和为此所必须权衡的得失。在真正的战争中，军官得在多个目标中择一，在不滥用兵力下达成目标。[28]
一九〇八年秋，在本国军力仍停滞不前的情况下，奥匈帝国还是并吞了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奥匈帝国用一千一百万美元和归还新帕扎尔区打发掉土耳其人，但接下来，俄罗斯不满自己和塞尔维亚未得到补偿，引发一场差点引爆战争的危机。[29]埃伦塔尔原承诺协助俄国海军取得进入达达尼尔海峡（自克里米亚战争起俄罗斯人一直不得进入的海域）的权利，以换取俄国同意上述吞并，但后来食言，使俄罗斯人受到粗暴的外交欺骗和挫败。埃伦塔尔也让塞尔维亚人受到类似的挫败。他信誓旦旦地表示，随着希腊并吞克里特岛和保加利亚宣布独立，违反了一八七八年《柏林条约》，该条约已形同废文，那么奥地利也就无须再遵守该条约要它只能占领而不能吞并波斯尼亚的规定。埃伦塔尔主张，这时，欲“敉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的政治动荡”必须将其并吞。[30]奥地利要达成其“崇高的文化、政治目标”，就得逼贝尔格莱德解散其位于波斯尼亚境内作战动员的正规军和游击队，以及（令塞尔维亚人更觉侮辱的）得逼贝尔格莱德公开表示，愿“在不要求赔偿或无条件的情况下”与维也纳保持“友好关系”。[31]布加勒斯特引爆危机之后，有位美国外交官称它是“一场引人注目的政治游戏”。塞尔维亚人原以为，哈布斯堡的吞并行动，违反一八七八年条约，会激起国际众怒，使奥地利如这位美国人所说的“彻底失去列强的支持”，乃至与一个亟欲捍卫“力弱但勇敢之塞尔维亚”之权利的诸国同盟交战。[32]
埃伦塔尔奋力逃出困境，但并非毫发无伤。英国外长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爵士痛心于埃伦塔尔的“捣乱行径”，美国驻维也纳大使馆忧心忡忡指出，埃伦塔尔个人追求“伟大”之举，乃是在“玩火，差点使欧洲陷入一场最终会蔓延多广却无人能预料的战争”。[33]塞尔维亚就希望战争扩大，因此曾求援于俄国。但俄国败于日俄战争之后国力仍未恢复，俄国的主要盟邦法国则无意为巴尔干半岛打一场大战。[34]
一九〇九年三月德国发给俄国一份照会，即化解了这场危机。德国于照会中要圣彼得堡务必放手让维也纳对付塞尔维亚，不得干预，“否则情况会一发不可收拾”。[35]俄国身为大国，且是泛斯拉夫主义的旗手，却再度受到羞辱，似乎在与德意志族两强国的意志较量中败下阵来。康拉德愚蠢地以为是他的局部动员，而非德国的介入，扭转了局势。丘吉尔拉长调子说：“他代表了那个最危险的结合体，即专注于外交政策的参谋总长。”[36]在萨拉热窝，和康拉德一样狂热的战争贩子迈克尔·阿佩尔（Michael Appel）主张，出兵惩罚塞尔维亚和黑山将带来双重好处，既除去奥地利最急迫的外部威胁，又使奥地利得以振奋人心地压制内部威胁：“一旦击败位于贝尔格莱德、尼什（Nis）、采蒂涅（Cetinje）的那些家伙并将他们解除武装，我们将往布达佩斯和布拉格进兵，使他们也乖乖听话。”[37]但阿佩尔，一如康拉德，太不自量力。有气魄而无资源，成不了事，奥芬贝格认为奥匈帝国陆军在每个方面都太弱，打不了战争。政府会计人员看到一九〇八年局部动员的开销，就惊得目瞪口呆：一亿八千万克朗（三千六百万美元），相当于该年军事预算的一半，等于建造四艘新无畏级战舰的成本。
就康拉德来说，他只是惊讶于德国既然已发出最后通牒，奥地利就无须担心得分兵对付俄罗斯，但埃伦塔尔却未利用这机会入侵、瓜分塞尔维亚。但因此次大胆行动有功而获皇帝赠予伯爵之位的埃伦塔尔，没被表面的胜利冲昏头，他清楚理解到这场危机所暴露的一个重要事实：俄罗斯人退缩，完全是因为德国的威胁，而非奥地利的威胁。俄罗斯人会（在德国胁迫下）接受奥地利并吞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但不会允许奥地利入侵塞尔维亚。诚如某美国外交官所说的，埃伦塔尔“能得手，主要归因于虚张声势和德国的支持与影响力”。但德国人不会开出空白支票，对奥地利在巴尔干半岛的冒险行径照单全收。[38]
但空白支票已在准备。德皇和弗朗茨·约瑟夫于一九〇八年十一月会面，以强化同盟关系。一九〇九年，奥匈帝国与德国两国军方举行自一八九六年以来的首场参谋会谈。上一次两国参谋碰面议事时，主要谈俄罗斯问题，而在这场新的参谋会谈上，毛奇告诉康拉德，他很遗憾一九〇八年未爆发战争，“那时的情势会比几年后的情势更有利于奥地利与德国”。[39]新情势——和德国人所制订用以利用那些新情势的计划——的确不同以往。一八九六年参谋会谈后，德国人的打算，原只是在西边挡住法国，在东边与奥地利人联手对俄国发动压倒性攻势。一九〇五年，在施里芬计划——因德国参谋总长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Alfred von Schlieffen）而得名——影响下，一切改观。德国人的攻守计划彻底翻转，改成要以本身少许的基本兵力和大部分奥地利陆军挡住动员缓慢的俄国人，把德国九成兵力集中对付法国人。照计划想定，德国人于不到六星期击败法国人后，会移师东部战线解决俄国人。[40]
作战计划如此变动，令奥匈帝国大觉不妙，毕竟奥匈帝国战时动员全部兵力，也将只有俄国兵力的四分之一。但康拉德接受这一改变，态度出奇泰然。一九〇六年出任参谋总长之前，康拉德写了一本战术性著作《论战术和步兵的战斗教育》（Studies on Tactics and The Battle Education of Infantry），一举成名。在这本书中，他主张战斗成败取决于心理素质更甚于身体素质。他说，“不怕苦且勇敢”，一往无前且不惜牺牲性命的部队，即使面对人数更多且挖壕固守的步兵和炮兵，都会打赢。[41]大部分奥地利军官同意他这看法；布尔战争、日俄战争、巴尔干战争已证明刺刀冲锋战术已过时，但在奥地利陆军，一如在欧洲其他陆军里，相信这一战术者仍大有人在。有位奥地利军官于一九一四年五月写道：“这一原始工具（刺刀）振奋士气的作用，绝不容轻描淡写带过；刺刀是进攻精神的最佳体现，它将士兵的信心与其欲击败敌人的念头绑在一块。”[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