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八二章 《胡乱论语》（第2/10页）
早期，孔子笃信周礼，崇拜周公，这时候他的思想是纯正的儒家思想。所以，到了齐国他拿君君臣臣来说话。
但是，在齐国他感受到了另外一种文化，他一定思考过为什么齐国会比鲁国强大，所以他对于不遵守周礼的管仲有了新的认识，对不肯为国君献出生命的晏子有了新的看法。
回到鲁国之后，孔子的思想已经由儒家向法家转化。实际上，周礼本身就是礼法，就有法的元素。
在从鲁国前往卫国之后，卫国文化对他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周游列国碰壁之后，孔子实际上已经经过了多次的反思，他很少再提周礼，相反，他懂得了变通，明白自己是不可为而为之，对管仲则更加敬佩，而管仲是法家。
回到鲁国，孔子已经从儒家成为法家，一个故事可以印证这一点。
按照鲁国的法律，如果有人能够从外国赎回在那里做奴仆的鲁国人，可以从政府领取奖金。有一次，子贡从外国赎人回来，却退还了奖金。听说这件事情之后，孔子非常失望。
“子贡错了，圣人做事，是可以移风易俗的，是给大众做榜样，让老百姓都能按照他的做法去做的。如今鲁国富人少穷人多，子贡作了这样一个榜样，有几个人能做到他那样呢？从今以后，鲁国人不会再去想办法赎人了。”孔子说。这段话，贯穿了法的精神。
按《说苑》。鲁国之法，鲁人有赎臣妾于诸侯者，取金于府；子贡赎人于诸侯而还其金，孔子闻之曰：“赐失之矣，圣人之举事也，可以移风易俗，而教导可施于百姓，非独适其身之行也。今鲁国富者寡而贫者众，赎而受金则为不廉；不受则后莫复赎，自今以来，鲁人不复赎矣。”
实际上，在《论语》中，孔子所崇拜的人并不多，可是他崇拜管子和子产，而这两人是著名的法家人物。这说明什么？说明他的思想由儒到法了。
另一个非常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来自子夏。
子夏是孔子在卫国以及回到鲁国期间最器重最赏识的弟子，孔子一定认为子夏是最理解自己的人，是自己学问最佳的继承者和阐发者。所以，孔子说子夏是“起予者也”。所以，孔子把《诗经》和《春秋》都传给了子夏，对他的偏爱无以复加。
孔子去世之后，子夏受魏文侯之邀前往西河讲学。子夏的学生中，有田子方、段干木等大儒，但是特别要提出的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法家李悝、商鞅都出于子夏门派。
李悝（即李克）著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法学专著《法经》，商鞅在秦国变法。
毫无疑问，子夏的法家思想来源于孔子，只不过子夏发扬光大了。
而另一位法家代表人物吴起出于曾参的门下。
孔子的晚年沉迷于《易经》，理想的破灭让一向不谈命不说神的孔子开始说命了，开始淡泊世间的得失了。这个时候，孔子俨然化身为道家了。这个时候，他才真正理解老子的思想。
按《论语》。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按《论语》。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亡而为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
按《论语》。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按《论语》。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以上这些，都是典型的道家的思想。
甚至，孔子还想学习老子，逃避现实，去蛮夷国家归于自然。
按《论语》。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一个显而易见的线索说明了一切，什么线索？孔子的研究路线。
最早，孔子研究周礼；
之后，研究诗经；
之后，研究春秋；
最后，研究周易。
这说明什么？说明孔子从理想主义走向现实主义，再走向神秘主义。
儒家，是理想主义；法家，是现实主义；道家，是神秘主义。
其实，绝大多数人都走同样的路线：从理想回到现实，从现实走向神秘。
【孔学的自相矛盾】
从儒到法到道，孔子的思想在变化，所以，前后出现矛盾是必然的。
譬如孔子对于各种周礼礼仪的态度，一开始，孔子非常讲究礼仪的形式，对礼仪的完备看得非常重要，这也是当初晏子对孔子最讨厌的地方。直到到了卫国，孔子还是这样，各国诸侯每月月初有一个吿朔之祭，每次要杀一只活羊，子贡觉得很浪费，应该去掉，可是孔子反对子贡的看法，他对子贡说：“你爱的是羊，我爱的是礼。”
按《论语》。子贡欲去告朔之钱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可是后来，孔子的看法有了很多变化，对于礼仪不再那么坚持。
回到鲁国之后，有一次子游向孔子请教丧葬礼仪用具的问题。
“应该看自己的家底量力而行。”孔子说。
“老师说具体点啊。”
“就算家里有钱，也不要超过礼仪规定。如果家里没钱，那么只要装殓时衣物能够盖住死者就行了。丧事只要尽心尽力了，就没有什么好指责的了。所以办丧事时，与其缺少哀痛之情而使用过多的礼仪，不如礼仪不完备却充满哀痛之情。”孔子的意思是，礼仪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真情流露。
到了这个时候，孔子对形式上的东西就远远不如从前那么看重了。
问题在于，孔子被圣人化被神化之后，他的每句话都是真理了。既然这样，矛盾就被强行掩盖或者忽视，很多自相矛盾的东西就被熟视无睹，进而被认为原本就是和谐的一体。
后世统治者打着儒家的旗号，实际上干着半儒半法半道的事情，就是所谓的儒表法里。而这样的矛盾体之所以能够存在，在于有了孔子这个矛盾体的存在，也就是说，不论怎样做怎样说，都能从孔子那里找到依据。这样做的前提是否定孔子本身是矛盾的，所以，宰我这样的人是绝对不能让他存在的，所以要编造他被杀的假历史，提醒后人不得质疑孔子思想的自相矛盾。
正是因为这样，中国人能够很自然地生活在自相矛盾之中，譬如：急流勇退、急流勇进都是对的，好死不如赖活与士可杀不可辱同时运用着。堂皇的大道理和世俗的小道理之间的矛盾能够坦然共存，永远有道理，只要是领导，只要有权力，说什么都是对的。我们以为这是中华语言的特点，其实不是，这是这个民族思维的问题，而这样的思维，就来自统治者对孔子思想的“创造性”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