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第3/5页）

在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刚刚驱逐后燕、入主中原时，还是以骑兵为主的游牧族作战方式，不擅长攻城，拓跋人也不擅长管理农业地区，导致战事旷日持久，对河北城乡造成了惨烈的破坏。随后数十年里，北魏逐渐积累了一些管理农业地区的经验，步兵数量和攻城技术有所提高，使得太武帝拓跋焘能攻灭周边的北燕、夏、北凉等政权。再几十年后，北魏更加习惯统治农业地区，又攻占了山东和河南北部。到魏孝文帝改革之后，北魏政权几乎全面汉化，兵种数量以步兵为主，所以战线南推到淮河—汉中一线。

后世的金、元、清等政权，向南扩张的程度，也与其对汉地统治的深度有直接关系。所以成吉思汗虽然西征万里，席卷大半个亚欧大陆，但未能深入中原，更不用说江南；而灭南宋占领整个中国，要到其孙子忽必烈时期，那时蒙古人对汉地的统治技术已经大大提高了。

南北战争对南方政权的影响也至关重要。在东晋一朝，军政权力往往被高层士族分割，多次形成长江上下游荆、扬两大战区的对立。这种内争与对北方战局的进程有密切关系。到南朝皇权振兴，士族政治终结，在对北方的战争中，又经常以对北方的某一战区为基础形成军人势力（集团），进而造成南朝的改朝换代或者帝位更替。南朝的皇权与军人势力始终在合作与对立之间徘徊，军人集团没能找到实现自身巩固与发展的政治、文化基础，而南朝社会的军事动员程度也未能发展到最高水准，最终只能由北方的隋政权实现统一。

战争与财政的关系比较密切，但在不同时期、不同政权的表现又不相同。只有在商品经济相对发达、货币化程度比较高的财政体系里，战争行为才会引起政府货币开支的急剧增加，使战争行为与财政行为的关系非常密切。如果缺少商品经济和货币财政，政府主要通过直接征发力役、兵役和各种实物维持战争，就不容易见到财政和战争的互动关系了。中国历史上，汉代财政的货币化程度比较高，所以东汉与羌人的三次战争，军费开支都有明确记载。从三国战乱开始，社会经济凋敝，北方的商品经济水平下降，货币在财政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小。但江南地区财政的货币化程度一直超过北方，所以在南朝时期对北魏的历次战事，都带来了政府超发货币等财政后果。在后世，这个问题依然存在，如两宋与北方政权的战争中，南方宋政权的这种货币化财政与军事行动的关系同样密切，北方政权则不那么显著。

所以从这方面总结，江南一直是经济、财政进步趋势的代表，但可惜的是，这种进步特征未能带来军事上的优势，反而造成了政权对军事行动的承受能力下降，最终都是北方征服南方，带来社会经济的倒退。这是个比较大的题目，在本书中只能讨论南朝时期。

研究方法与目标

魏晋南北朝的割据战乱带来了无尽的杀戮与流离。这是古人与今人都不愿亲历的悲剧时代。但在这动荡过程中，社会、阶级在破坏与重组，民族在走向融合，整体历史也从混乱走向新的秩序。如果超越个体层面的生死别离，这一时期的南北战争也是一个观察中古时代的独特角度，尤其是社会在战乱冲突等“极端状态”下的特殊表现。通过总结4—6世纪南北战争，本书希望深化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和探讨：

第一，还原古代冷兵器战争的本来面貌。本书第一编对骑兵、步兵具体战术的讨论，如骑兵冲击作战的形式、步兵军阵的组织与作战原则等，便是希望通过零星的史料还原冷兵器战争原貌，使今人对中国古代战争的认识更加理性、真实。所以本书的冷兵器战术部分具有一些所谓“知识考古学”的味道。毋庸讳言，这些工作很大程度上以欧洲冷兵器时代的战史为参照。因为战争是基于人的体能与技术手段的血淋淋搏杀，现实而残酷，来自所谓不同“文明”的人在战场上相遇时，都只能表现出作为人的求生克敌本能，不再具有“文化”的多元性、封闭性和不可对话性等等。从这个层面说，战争也是人类诸种文明最基本的沟通途径，它无视人的生活方式、文化形态等种种差异，使其在竞技场上一决生死，蒙古大军的西征、近代的鸦片战争都可以作为例证。由于元以前中国古代的历史比较独立，与其他文明的直接冲突极少，用理性的手段对中国古代战争进行“祛魅”，实现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的沟通显得更有必要。

第二，探讨战争、战役背后的诸多制约因素。《史记》中赵奢批评其子赵括：“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战争的结局只有胜、败两种，最为简单，而影响战争胜败的因素却有无限多。战争与棋类游戏的不同，就是不可能用数学方法进行全面模拟。时间、地点、兵力、兵种、后勤、情报、疫病、将士的素养、士气、后方政务，乃至投诚、叛变等无穷多的变量，都对战事产生着实际影响。统帅的职责便是确保将这些变量尽可能地考虑周全，同时找出敌军统帅尚未注意到的新变量因素，从而将敌军击败。而史学研究最习惯的模式是“找原因”，在史料中搜寻确定极为有限的自变量和因变量，构建成因果关系的叙事。如果只限于理论讨论的话，任何研究领域的构建均可以自圆其说，但用简单的因果变量来分析战争难免流于“易言之”，成为纯粹的纸上谈兵。所以，本书第二编在讨论北方政权南征、南方政权北伐等战争个案时，不仅从时空（自然地理、季节）出发，还尽量从史料中搜寻影响战争进程的其他因素，从而剖析偶然性对实际战事的影响，探讨战争双方统帅意图的差异、这些意图在实际战役进程中的实现程度以及各自的应变措施。

第三，从战争的角度研究历史与社会。魏晋南北朝史料比较有限，目前史学界对这一时期的政治、制度、社会、经济、财政、文化等诸领域已经进行了深入研究，几乎已不存在尚未开垦的新领域。但如果从战争这个互动的、“活的”角度来观察，则能在原有的诸研究领域之外发现新的问题，且原来互不干涉的诸领域也因为战争发生了联系与互动。如本来魏晋南北朝的赋役、兵役制度已经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多是静态、平面和孤立的。本书第三编讨论北魏的军事动员问题，则侧重北魏的社会结构、军事需求与兵役制度的关系，以及实际战争导致的兵役制度的变迁；南朝军事动员部分则侧重讨论货币财政与对北战事的互动关系。再如本来学术界已经对马镫在战争中的作用进行了充分讨论，本书第一编分析骑兵战术转型与马镫的产生，则从中原与游牧族的权力结构来探讨骑兵战术的区别，中原的军事需求导致骑兵战术的转型和马镫的出现，以及游牧族为适应这种新骑兵战术而进行的政权模式转型。这就避免了单线的技术进化论、技术决定论研究模式。不同社会形态、政权结构进行战争的模式都有区别，而战争手段的变化也会造成政权与社会的转型。从这个角度可以获得历史研究的新视野，其适用范围不仅限于魏晋南北朝。同样，民族、阶级、文化等要素也一直与战争行为发生着互动，进行贯通古今与中西的研究将是大有可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