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回鹘汗国时代漠北的蒙古部落札剌亦儿前史（第2/2页）

故上引《史集》所记乃是漠北回鹘汗国时期的情况。“古儿汗”可能是札剌亦儿人对回纥可汗的称呼。这段记载证明8—9世纪时，一部分札剌亦儿部的居地已在回纥汗廷附近，受制于回纥贵族。王延德出使高昌途经漠北合罗川（哈剌和林平原）唐回鹘公主旧居，即古回鹘城（Qara Balaqasun）时，曾听说“契丹旧为回纥牧羊，达靼旧为回纥牧牛”，可见回鹘汗国境内有不少居于被统治地位的操蒙古语部落。札剌亦儿等操蒙古语诸部，也许就包括在这些受回纥役使的达旦部落中。

拉施都丁接着提到了札剌亦儿人的十个部落，其中第四个在苏联1965年波斯文合校本中为Kumsāūt。（注：在P本与H本中此部写法有不同。参见上引拙文《〈史集·部族志·札剌亦儿传〉研究》，第5页。）此名语尾之-ut显系蒙古语复数，其单数形式似可拟构为Qumus。《辽史》卷2《太祖纪》记耶律阿保机于天赞二年（923）九月西征时，“破胡母思山诸蕃部”。又辽末耶律大石在漠北大会十八部王众，其中有“忽母思”部，元代钦察大将床兀儿在漠北与叛王作战时，曾至“和林兀卑思之山”。（注：参见周良霄：《关于西辽的几个问题》，《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3期，第246页。）这里所列举的“胡母思”、“忽母思”、“兀卑思”等应即上述波斯史料所记之Kumsāūt。此部之名应得之于和林附近的胡母思山（或兀卑思山）。足见自辽初至元代，札剌亦儿的这个分支始终在哈剌和林附近游牧。

上述研究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并非所有操蒙古语的民族都与成吉思汗所源出的蒙古部一样，是在840年漠北回鹘汗国灭亡后，才从大兴安岭地区西迁至蒙古草原的。无论是在操突厥语民族在蒙古草原占据优势的唐代，还是在契丹兴起的辽初，漠北草原始终有操蒙古语的民族在活动。札剌亦儿即为其中的重要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