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的反腐组合拳（第2/2页）

乾隆四十年（1775）以后，腐败公行，“州县有所营求，即有所馈送，往往以缺分之繁简，分贿赂之等差。此等赃私初非州县家财，直以国帑为夤缘之具。上司既甘其饵，明知之而不能问，且受其挟制，无可如何”。官场已经和市场无异，政务也变异为了商品。到乾隆末期，官吏的腐败堕落呈恶性膨胀之势。上自王公大臣，下至细微吏员，玩忽职守、敷衍怠政，“岁久相沿，几成积习”。

乾隆中期后，高官的恶性腐败呈现井喷之势，而且每一个落马的督抚都要牵出共同腐败的整省官员，乌纱帽一摘就是几十顶甚至上百顶。比如，乾隆四十六年（1781）甘肃冒赈案、乾隆四十七年（1782）山东巡抚国泰案、闽浙总督陈辉祖案、乾隆四十九年（1784）江西巡抚郝硕案以及乾隆六十年（1795）的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浦霖案等等，案情都震惊世人。乾隆的反腐组合拳再厉害，也敌不过汹涌的贪腐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