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 “当铺刘”今昔 刘汝舟口述

“当铺刘家”在奎垣先生的口述中已经“闪亮登场”了，这是一个凭借为增崇家做买卖起家并致富的汉族商人家庭。

刘家再豪富，也算不上当时的“大宅门”，我将刘汝舟口述放在“宅门儿”中，是因为这样的商人与当时的宅门儿有着无法割断的互依互靠的关系。不了解这些商人和他们依傍宗室王公时的心态，对于宗室王公的生活以及社会关系的理解，也便会是不全面的。

清朝圈占北京内城，一度使内城成为旗人盘踞的大兵营，但这些不士、不农、不工、不商的八旗官兵，衣食住行不能不仰给于民间，也就不能阻挡那些从事商业、手工业的汉人入城的脚步。这些凭借与旗人做生意而得以进入京城的汉人，一旦立足就千方百计与当权的王公贵族官僚拉拢关系，并最终精心编织起一张复杂细密的关系网。与那家、增家不同的是，在这些商人的关系网中，“利”的因素占据着更大的比例。刘家与增家的关系就是如此，当然两家对于这种关系的感受、评判并不相同，反映在口述中的心态也有明显差异，这是只有两相对比才能读出兴味来的。

东城既然是八旗王公贵族的大本营，能够在东城买房安家的汉族商人均非等闲之辈，非有过得硬的势力与财力不可，刘家如此，同仁堂乐家也同样如此。与此同时，这些商人之间也相互通婚，刘先生所述他四姐与同仁堂乐家的婚姻就是一例。事实上，我之所以能够找到刘先生，也是通过乐家人即乐曙青先生的引荐——因为他们是亲戚。再回过头说，同仁堂乐家子弟与内务府大员增崇家的少爷也多有交往，奎垣先生那位在华比银行做事的六叔，当年就曾与华比银行总经理柯鸿年的两个少爷以及同仁堂乐家少爷乐元可，并称为京城有名的“八大少”。

时 间：2001年2月23日(第一次)

2003年8月1日(第二次)

地 点：北京市华威西里某居民楼

访谈者：定宜庄

在场者：郭松义注296、乐曙青、金玲

[访谈者按]在《北京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中，曾记录察存耆的回忆，他说满族的商业有的起源于“官当铺”，由内务府主管，所属各司，各钱粮衙门提出一部分公款各开当铺，后来统归内务府堂郎中管理。经理者看到当铺有利可图，便暗中和外部汉商发生了联系。他对此事如此地了如指掌，可能因为他的祖上就是这样与“外部汉商”发生的关系。

奎垣先生的口述中多次提到的刘家，就是这样的汉族商人。察先生只记得他们后来为察家开当铺的一段，而刘家的后人刘汝舟先生对自己的家史，无疑了解得就更为具体。他们靠着为增家做生意发家致富，成为恒和钱庄的创始人。旧时老北京形容时髦阔人形象，有顺口溜曰：“头戴马聚源，身穿瑞蚨祥，脚蹬内联升，腰缠四大恒”，这四大恒，指的是当年京师资本最为雄厚的四大钱庄即恒和、恒源、恒兴与恒利，刘家的恒和号，就是其中之一。清人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当年京师钱庄，首称四恒号，始于乾、嘉之际，皆浙东商人宁绍人居多，集股开设者……凡官府往来存款，及九城富户显宦放款，多倚为泰山之靠。自庚子之役，颇受损伤……恒和号专交各大官富室存放各款，故其歇业后，因之受累者极众，从此各宅第渐形凋敝。”注297恒和歇业之后，刘家改头换面，又以“当铺刘家”著称，赫赫扬扬直到北京解放。

这些汉族商人与王府官僚之家攀亲结党，成为官僚贵族社会网络中的一部分，已是清亡之后的新现象了，在此之前，王公贵族们当然是不屑与商人为伍的，尽管他们从来都离不开那些围绕在他们身边、以他们为生的商人们。对此，作为旧官僚后代的奎垣先生，与作为大商人后代的刘先生，站在不同的立场带着不同的感情做了不同的描述，如能相互参照对比着看，对于当时这两种人不同的心理，会有比单看一方要具体生动得多的感受。

属于“当铺刘”掌管的“万庆当铺”，位于南锣鼓巷3号，距秦老胡同咫尺之遥。墙上还保留有“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解放军”的历史遗痕(定宜庄摄于2006年)

刘汝舟先生自己写过回忆录，名曰《刘氏家族兴衰史》，他说他想要说的话都已写在里面，但从我的访谈可见，口述与自述其实相差很远，存在这一差距的关键，是口述时被访者与访谈者之间的互动。访谈者自然会根据自己感兴趣或者认为重要的话题深入下去，这是自述无法做到的。刘先生的自述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家族的发家史，二是对家庭成员各自经历的回忆，三是当年与当铺相关案件的内幕。即以第一部分来说，刘家的发家，离不开当年内务府大员的资助，这些买卖人与清代王公大臣的关系包括日后形成的社会圈、婚姻圈是我最感兴趣，也是对研究当时历史颇有裨益的内容，在刘先生的自述中却语焉不详，口述恰好可以弥补这一缺陷。当然，自述也有其长处，作者落笔必然会字斟句酌，乃至查阅相关资料，口述则多少要随意些。因此自述对具体事件的记载，一般比口述要准确。为此，我将刘汝舟自述中的部分内容放在访谈后面，以与口述对照并修订其不足。

美国学者施坚雅曾做过假设，他认为明清时期中国城市存在着两个不同的空间“核心”，即两个由士绅和商人分别组成的居住及社交中心。中国其他城市情况如何，这里不作讨论，但在清末到民国时期的北京东城，存在的却是一个由那桐家、增崇家那样的官僚士绅和当铺刘家那样的商人共同组成(而不是分别组成)的一个居住与社交中心，所谓“东富”，根据就在这里。没有商人仅有官僚，是无法构成东城之“富”的，如今研究北京史的人们一说起20世纪50年代之前北京的商人和商业，想到的就是前门的老字号，这并不全面。

刘汝舟在家中(定宜庄摄于2003年)

刘汝舟(以下简称刘)：我叫刘楫，这个楫字很冷，木字边，舟楫的楫。诗经上有这么一句：“用汝作舟楫”，所以我名字叫楫，号叫汝舟。我在文联的时候笔名叫刘汝舟，所以现在找刘汝舟的多。我今年七十九，1923年生的。

定：你们家什么身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