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远去的“政治名人”（第4/16页）

光绪帝的病情大约从1898年秋天逐步恶化，好在他贵为天子，享受着帝国最好的医疗条件，经过宫廷御医、天下名医精心呵护治疗，光绪帝的肾病竟然在那个没有血液透析医疗条件下存活了十年之久。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谁也没有想到1908年秋，当政治改革到了最吃紧的关头，年仅三十八岁的光绪帝病倒了，而且一病不起一命呜呼。关于光绪帝的死因，清代正史和医学专家的意见大体都是正常死亡，是长期受到肺结核、肝脏、心脏、风湿等慢性疾病的侵扰，致使免疫力严重下降严重缺失，最终造成心肺功能衰竭，合并急性感染而死亡。

历史巧合之处在于，当光绪帝发病之前一段时间，七十三岁老太太慈禧皇太后也在生日庆典时因吃了一点不合适的东西拉肚子，闹了好长一段时间。拉肚子在很多时候不会置人于死地，这是对的。但拉肚子严重情况下也可以置人以死地，这也是医学常识。特别是对体弱的老人而言，更是如此。

问题的蹊跷之处还在于，皇太后的痢疾既然已经好长时间了，如果不发生光绪帝死亡事件，相信皇太后大概也不至于突然不治。光绪帝的死亡对七十三岁的皇太后打击太大了，生命垂危中的老太太越想越伤心，越想越觉得自己一生太命苦，所有希望均成泡影，所以她在这个养子英年早逝不到一天时间，也就一命呜呼。

这个解释来自清代官方正式文件和清宫档案，大意是说皇太后得知儿皇帝“大行”后，不禁悲从中来，不能自克，以致病势增剧，遂致死亡。这个解释合乎人道合乎人情合乎常理合乎历史合乎逻辑，唯一不合乎的是中国人最习惯最愿意接受的阴谋：一个并非亲生的儿子，怎么可能呢？

清廷的官方解释见诸《清实录》及一切官方文书，然而奇怪的是，这个解释不被大清王朝政治上的反对者所认同，流亡美国的康有为在光绪帝逝世第二天就致电美国总统，要求美国政府带头不要承认大清新皇帝，理由就是慈禧太后谋杀了他们那个英明的光绪帝。

康有为的说法当然没有根据，不要说当年没有互联网，即便是今天如此紧密的联系方式，谁有把握在事件发生第二天得出这样斩钉截铁的结论？康有为的说法并不被西方世界所相信，美国政府更不会根据这样的传言去抗议中国。

然而奇怪的是，时间过了一百年，康有为终于在现代中国找到了知音。那么多严肃的历史学家不去相信清宫档案，反而依据康有为以及当年那些笔记小说作者的指点，论证出光绪帝死于谋杀，死于剧毒。更荒诞的情节还在于，研究者进而推论：这个谋杀光绪帝的人不是别人，就是其养母慈禧太后。阴谋论至此终于坐实，慈禧太后好像被定在了历史耻辱柱上。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笑话，并非历史。

恭亲王奕的政治遗言

1898年5月29日，清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日，夜幕降临时分，位于内城什刹海西北角的恭王府内哭声一片。恭王府的主人，也就是大清王朝首席军机兼总理衙门领班大臣恭亲王奕终于久病不治，撒手人寰，终年六十六岁。人们普遍相信，依照中国王朝政治政随人亡的千年规律，随着恭亲王的逝世，中国政治必将发生某些变化。

恭亲王奕为宣宗道光皇帝第六子，1850年受封为亲王。三年后，年仅二十岁的奕充任军机大臣，开始了他在清廷最高决策层的政治生涯。当1860年英法联军向北京进犯的时候，体弱多病的咸丰帝带着妻妾亲随一溜烟地逃亡热河，恭亲王奕担当起留守北京的重任，负责与联军议和。

奕先前与外国人接触时，总是抱有蔑视态度，并掺和着仇恨与恐惧。当他与西方人的接触越来越多时，他的态度发生重大改变，开始赞赏西方人的工作精神和敬业态度。他同意由英国人李泰国整顿重建中国海关，充分信任英国人赫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足以证明他对西方、对世界的看法已发生根本性转变，所以有人送给他一个“鬼子六”的绰号。

英法联军导致的外交危机化解后，中外交涉事务日渐增多，清政府原有的“六部”架构已无法满足这种需要。1861年初，清廷批准恭亲王等人的建议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管以往由礼部和理藩院分别执掌的对外事务。中国终于打开通往世界的大门。在此后总理衙门存在的四十年中，奕担任领班大臣达二十八年之久。

在恭亲王主持朝政的那些年，他与汉族出身的大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人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修补内部政治秩序，调整对外战略方针，基本放弃沿袭已久的宗藩朝贡体制，向西方学习，以屈辱的姿态韬光养晦，接受条约体制，致力于和平外交，为大清王朝的恢复与发展赢得了一个难得的外部环境。

和平的外部环境、稳定的国内秩序、相对开放的对外政策，当然有助于中国的发展，经过大约三十年的努力，中国在经济上修复因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所遭到的破坏，综合国力与军事力量虽不能与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相比，但在亚洲的中心地位与大国气势毕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恢复，即便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至少在亚洲尚无其他国家可以取代大清国的地位，中国终于迈出步入“近代”的脚步。恭亲王奕由此被誉为“中国第一次近代化运动”的倡导者和践行者。

在中国走向近代的征途中，恭亲王奕确实起到过重要作用，然而他在提倡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始终不认为中国在整体上落后于西方，始终相信中国自古相传的政治体制在经过两千年的不断更新后，大有“历史终结”的意味。在他的政治理念中，中国不如西方只是暂时的和局部的，一旦中国人学习、掌握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中国必将重新崛起，依然是世界政治格局中重要的一极。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奕的期待并没有变成现实。1894年黄海一战，举全国三十年积累创建的北洋海军顷刻瓦解。紧接着，马关议和，割地赔款，大清王朝陷入空前的政治危机。人们将矛头对准恭亲王领导的清政府，以为三十年洋务新政不过是一场“跛足”的近代化运动，中国并没有利用财富增长的机会适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旧有的政治体制束缚了中国的发展，这也是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

洋务新政只变其末不变其本的反思很快被朝野各界所认同，恭亲王奕也期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改革，重建一个高效廉洁的政府。无奈清政府积弊太重，而且奕也真的老了，不论是体力上，还是精神意志上，他都没有过去十几年前的状态，他在勉为其难地维持着残局，只是希望大清王朝在他真正退出历史舞台之前不要再出什么乱子。他甚至考虑过退休，但每当提起这件事情时，总是被各种各样的原因所羁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