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战争能力：工业变革带来的巨大差距

量化战争能力

再没有什么事情像1840~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那样，使得西方主宰世界的局面变得如此清楚。一支小小的英国舰队在中国长驱直入，威胁要切断向北京运送粮食的大运河，并迫使清政府做出了丧权辱国的让步。根据随军的罗伯特·乔斯林（Robert Jocelyn）勋爵的记录：“军舰向定海小城舷炮齐发，房倒屋塌、木头相撞、人们呻吟哀号的声音在岸上回荡。我方的炮击持续了9分钟……我们在一处废弃的河滩上上了岸，除了几具尸体，一些弓和箭、折断的矛和枪，这片地区什么都没有了。”

中国人很好地接受了教训。“所有共产党人都必须明白这个道理。”毛泽东在一个世纪后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事实一向如此，战争能力始终是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

对社会发展指数来说，幸运的是，许多因素——历史学家对记述战争的痴迷，强制性军事档案的保存，艺术赞助者们喜好被描绘成武士，普遍存在的以武器和盔甲陪葬的风俗，堡垒考古的清晰度——结合在一起，意味着我们能够相对较好地了解很多历史背景下的战争的不同侧面。我们在对战争能力进行量化分析时面临的问题，更多的是来自概念方面的挑战，而不是资料缺乏。

人们尝试着度量战争能力，这就像战争本身一样古老。几乎所有开战的决策都包含某种对社会之间相对军事实力的评估（即使侵略者往往高估了自己的力量，而防御者往往低估了本方的实力）。20世纪时，有一系列军事方面的行家里手和门外汉都曾试图设计出一些演算法，供将军们预测战争结果。

这些量化者中的第一位，某种程度上也是最具影响的一位，是博学多才的弗雷德里克·威廉·兰彻斯特（Frederick William Lanchester）。他不仅是英国最重要的汽车工程师之一，还写过一本关于空战的先驱性的书，提出了一系列微分方程，来预测空战的结果。自那以后，兰彻斯特的方程被发展成为量化战争消耗的通用法则。

兰彻斯特方程因为一些不切实际的假设曾反复受到批评。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时，美国陆军退役上校特雷弗·内维特·杜普伊（Trevor Nevitt Dupuy）研究出了一套更为复杂的“定量判断模式”，须使用不少于73种变量。但最近10年，已经有一种简单得多，也令人信服得多的替代方法被设计出来了。

所有这些方法都是为了对潜在的未来战争进行量化，并且都受过历史上实际战争的数据的检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之间，或者地理上相距甚远、历史上从未交战的社会之间比较战争能力，困难要大得多，但是社会发展指数所必需的。专业军事人员经常用儿童游戏“石头剪刀布”来形容作战系统是怎样运行的：A系统（比如说使用步枪的步兵）会强于B系统（比如说使用军刀的骑兵），而B系统强于C系统（只有大炮的炮兵）；但是与此同时，C系统又强于A系统。因为军事能力总是依赖于环境的（也就是说，建立武装部队是为了在特定的地理和政治条件下，与某种具体类型的敌人作战。善于对付某种类型敌人的部队，也许不善于对付其他类型的敌人）。这种因时间和空间不同而结果变化极大的比较，必然比能量获取或社会组织那种广泛的比较要抽象得多。

战争能力的比较，归根结底一定是对社会可调动的破坏力的衡量。“破坏力”是指社会可投入战场的兵员数量。这种力量又会因武器的射程和火力、可调动兵力的数量和速度、防御能力和后勤保障能力而发生改变。而且，这些基本的要素——都理所当然地在许多时候和许多地方得到了很好的记录——一定要与一些没有得到很好记录，但同样重要的因素结合起来。这些因素包括士气、领导能力、指挥和控制能力、清楚地理解战略的能力、行动力、战术原则、组织学习能力，以及经济、后勤、思想和政治等方面更广泛的参数。

技术问题令人望而生畏，但自从19世纪末期以来，战争游戏的研制者们（既有专业军事人员，也有业余爱好者）就一直在努力想办法，要将扑朔迷离的复杂现实简化为可供比较的数值。总的来说，军事史学家菲利普·萨宾（Philip Sabin）的说法可能是正确的，商业化战争游戏通常试图复制过多细节，但与社会发展指数非常相似的是，这些游戏的重大贡献是使得假设变得清楚明确了。

一些游戏发行多个版本，模仿不同时间和地点的战争，为跨越时间和地点思考战争能力提供了良好的起点。例如，电子游戏公司GMT的系列游戏“历史上的大战役”，包括公元前第二个千年西南亚的战车大战、公元前3世纪和公元前2世纪罗马共和国的战争、同时期印度的战争和13世纪蒙古人的战争等各种战役变体。至少在战术层面上，游戏允许启人深思的比较，不过，像所有这样的规则系统一样，这个游戏最大的价值也许仍是系统在似乎运转不灵时提出的问题。

原则上讲，社会发展指数所需要的跨历史比较应当与实际历史背景下的比较没有差异，但实际上，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巨大变化会使情况变得极为复杂。譬如所谓的军事革命，就经常是设计出新的作战系统，使旧系统根本无法与之匹敌。这方面最著名的事例就是英国皇家海军的“无畏号”战列舰。这种装备了大量武器和更厚钢板的战舰，是英国于1906年投入使用的，目的在于让以前所有军舰都被淘汰——只是因为海军战术的变化，才使得这种新式武器融入了旧式战舰仍然重要的系统里。

甚至对现代最致命的武器——核武器——来说，也是如此。核武器的破坏力远比非核武器大得多，但它们并非无可匹敌地更具破坏性。核武器的威力是以千吨或百万吨TNT（三硝基甲苯）当量来衡量的，这一事实便充分说明了这个道理。

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的破坏力使先前历史上的一切都相形见绌。在1942~1945年3年的轰炸中，美国空军第八航空队总共才向德国扔下了70万吨炸药；而在1961年万圣节那天，苏联试验的单一一颗炸弹，即所谓的“沙皇炸弹”，威力相当于5 000万~5 700万吨炸药。到1966年时，单独一颗苏联SS-9Ⅱ型导弹就可以携带相当于2 500万吨炸药的弹头，是美国“二战”期间轰炸德国的全部炸弹的破坏力30多倍；到20世纪70年代时，苏联总共部署了255枚这样的洲际弹道导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