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恶俗的精神生活（第3/18页）

· 外太空生物学智慧……好东西！逻辑清楚。

· 只要一个生化学方程式就可以……勾勒或阐释一个设计完美的宇宙与现存宇宙之间的区别。

· 就像那个胖女人用声音震碎玻璃杯一样，人类将用通奸震碎太阳系。

· 我将这些见解寄给过牧师、官员、学校和报社，可他们看都不看一眼，甚至哼都不哼一声。

· 我是谁？现在，我可以说自己是一名兼具 17、18 世纪气质的自然哲学家，我自称为哲学通才。

“这个国家到底怎么了？”格雷克教授问道，“我们应该是生活在一个科学发达的时代，一个教育普及的时代，一个公共电视台有科学特别节目、每天的报纸上有科学专栏、每两个高中生里就有一个拥有自己电脑的时代。”不错，我们的确生活在他所说的那个时代，但他忽视了恶俗的巨大力量，忽视了现在的民众普遍无法将怀疑和证据应用到因果论中（见“恶俗大学”）。

虽然还没获得显著的成功，但严肃的科学家们已在为公开研究恶俗幻想家和神经质患者而努力了。一批动物学家成立了传奇生物国际协会（总部设在亚利桑那州的图森，那个并非最有希望出现传奇生物的地方），以核实那些关于怪物的报告，比如雪人、北美大脚怪、尼斯湖水怪等。该协会的指导思想本应是怀疑和要求证据，但一些人，比如默克姆·W·布朗尼38称之为“美国古生物学泰斗”的乔治·盖洛德·辛普森教授39，认为该协会的传奇生物学家会作出不严谨的推测，从而像真的相信有传奇生物存在的人一样深受蒙蔽。回顾人类欺骗自我、渴望奇迹的全部历史，辛普森总结道：“人类是所有动物中最会发明、最会欺骗，也最容易上当受骗的一种动物。”说得太对了，我们正是唯一喜欢编造事物，并从中获取快乐的哺乳动物，换句话说，小说、艺术和宗教都是人类特有的发明。

不过，下面这些信仰都不算太糟糕：相信上帝能听到祷告者的祈祷，有时还会回应；相信死后会与家人重聚；相信只要跳过路上的每一条裂缝，好运就会到来；相信星星知道人间发生的一切。只有像里根夫妇那样，让这些信仰影响到与其他人相关的国家大事，它们才会变得恶俗；而当你向软弱的人宣扬它们，或者运用一切或诚实，或装腔作势、妄自尊大的方式（比如“我自称为哲学通才”），将你个人的看法传达给这个漫不经心的世界，并强迫人们改变信仰时，它们就变得特别恶俗了。如果你这么做是为了赚钱，那你就恶俗到该下地狱了，那里的烈火将永远燃烧，以折磨像你这样的坏人（见《马太福音 25 章 41 节》）。

恶俗对话

如今，尽管恶俗的对话已成为全世界的通病，但它的发源地在美国，这一点毋庸置疑。在一个医疗数据显示平均每 10 个人中就有一个人精神错乱的国家，恶俗对话的存在不足为奇。并且这个国家认为巨大的噪音很重要，以致要你扯着嗓子大喊大叫，还要夸大其辞，毫无雅致、含蓄、智慧可言。讽刺的是，只要你想跟人交流，恶俗的对话就几乎是一种义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种快乐——人们很少有机会表现自己，去找到一点自我感觉和对自己力量的小小幻觉。问题在于，是噪音导致了高分贝对话的恶俗？还是因为对话的内容太恶俗，只好提高音调，来盖住对话或结束对话？其实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所以震耳欲聋的迪斯科音乐、雷盖音乐40及类似的音乐会这么流行。这类音乐响起的时候，谁还有可能谈话呢？而只要我们无法谈话，也就不会暴露出自己的肤浅和简单了（见“恶俗大学”）。

美国人在对话中打断对方的次数要比其他国家的人多，很可能因为在这样一个自以为人人平等的国家，每个人都想随时在对话中插入自己的意见，这样当然就没有人会听别人说话了，抢夺话语权更重要。同样奇怪的是，也没有人真的指望有谁听他们说话。

四十多年前，伊夫林·沃41在他的小说《受爱戴的》（The Loved One）中塑造了一个住在加利福尼亚的英国人——弗朗西斯·欣斯利先生，欣斯利先生对美国人尤其西海岸的美国人观察入微。他这样评价自己的邻居：“他们是一群宽容而慷慨的人，他们吵吵嚷嚷，却不指望别人能听他们说话。这一点要记住，宝贝。”他还向他的一个英国朋友保证：“这就是在这个国家社交毫不费力的秘密所在。他们高谈阔论全是为了自娱，他们所说的一切都不是为了让别人听而说的。”如果伊夫林·沃听到两个无聊的家伙没完没了、没有重点的对话，这两个人还对自己说的乏味笑话哈哈大笑，对于合力完成的那种真正的对话，他有什么建议呢？“我喜欢的对话，”他说，“能让我自然而然地适时想起某些奇闻轶事；能让我酝酿并最终讲出一些笑话来；还能引发幻想，但美国人对幻想一窍不通。”

在对话中打断对方的游戏只是为了打断，并非出于什么特定的目的或与话题相关的利益。据芭芭拉·艾伦莱彻观察，这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她发现，男人打断女人的次数要比他们打断其他男人的次数多得多，也比女人打断男人或女人打断女人的次数多得多，尽管有了女权主义运动，女人们却还是很腼腆。

艾伦莱彻还发现，随着旧的核心文化解体、粉碎，人们之间的对话日益受阻，这就使人们将假定的交谈者局限在了各个互怀敌意的“利益群体”当中，由此便产生了该跟陌生人谈些什么的问题。当然，有关天气的话题总是少不了的。但正如艾伦莱彻所说，除非我们能设计出“一些人人都能听懂且内容随意的都市小型对话方式”，否则，漫不经心的对话就必然会变成种族侵犯、性别侵犯，或个人的抱怨，或政治观点的对立，或自哀自怜的家长里短。

为了使对话保持平和而非咄咄逼人，美国人发展出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交规范，就是英国观察家西蒙·霍格特42所谓的“地理联系”。这为积极的谈话提供了动力，又丝毫不会触及敏感话题。霍格特举了一个例子：

甲：各位先生从哪儿来？

乙：我们来自俄亥俄州的代顿。

甲：噢，是吗？我丈夫埃弗雷特有个远房堂兄，以前就住在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

乙：真的吗？几个月前我还在辛辛那提呢！

诸如此类。

在美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地方很多）的国家，这种谈话可以持续好几个小时，双方还都很满意。感谢上帝，如果没有这种社交规范，只要一小会儿，交谈的一方就有可能发现另一方对以下事物的态度绝对很可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