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本第2版①序言 等级、格调，新的社会话题

《格调》中译本三年前的出版，在中国读者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作为策划者和译者，我感触良多。社会等级和生活品味这样的话题，已经再次进入中国人的生活。但在对此书的评论中，还存在种种试图淡化或消灭这一话题的努力，虽然这样做的结果反而强化了争论。有些批评者将此书的广受关注简单地归咎于“商业炒作”，但在我看来，喜欢将问题简单化的知识阶层“平民代言人”，再一次远离了大众社会生活的现实。

1. “阶级”还是“格调”

本书的英文名字是“CLASS”，我将其译为“格调”，受到一些批评文章的质疑。尽管我在《格调》第1版的前言中已对书名的译法作了说明，但仍有众多批评者评头品足，我如果不予以正面回答，恐怕真会给读者造成“有意炒作”之印象。

先从词义上说。按照《韦伯斯特大辞典》的定义，英语“class”一词有多重含义，翻译过来相当于中文的“种类、阶级、阶层、等级、班级”以及口语中常用的“格调、品味和档次”。在此种情形之下，取何种中文译法，便要斟酌作者的用意和书的内容来恰当决定，而不能仅从标题的字面意思确定。这大约是翻译工作的常识。

再者，从内容上说，福塞尔尽管是在讨论社会等级，但他的主旨却集中在各阶层人的行为举止、风范、品味和教养上。社会等级自古有之，但根据人们的生活品味来判断等级，却是福塞尔的独到之处。凡读过此书的人都能看出，福塞尔并非在写一本关于美国社会分层理论的学术著作。因此，如果简单地译为“阶级”、“阶层”或“等级”，显然不能准确反映此书的主题，会对读者形成误导。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作者在书中对“class”一词的用法，来寻找恰当中译法的线索。比如，第二章中作者谈到肯尼迪在电视里看到尼克松时说：“The guy has no class”，然后作者补充道：“he was not talking about money”。书中这句话译为：“‘这家伙一点没档次’，当然他指的并非金钱。”那么肯尼迪说的“class”是指什么呢？根据作者上文提到的“……与金钱同样重要的因素还有风范、品味和认知水平”的语境看，此处的“class”指的显然是人的格调、品味或档次，而不是尼克松的社会等级。尼氏当时以副总统身份与肯尼迪竞选总统，如何能没有阶级地位？认为“class”一词必须译为“阶级”的人，除了对此书的理解存在偏差之外，我不得不说，其英文知识也是有限的。

最后，我想问，从什么时候开始，翻译书的书名必须直译而不能意译了？若必须直译，我们今天有多少翻译书需要改名呢？我至今记得，当年傅东华将美国小说Gone with the Wind翻译成《飘》，而不是《随风而去》，曾传为译界佳话；再有，朱生豪先生将莎士比亚的Much Ado about Nothing译为《无事生非》而不是《无事空忙》，以及宋兆霖先生将Wuthering Heights译为《呼啸山庄》而不是《伍瑟林高地》等等，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并且，港台译界至今绝大多数译著的书名仍根据内容意译。说到底，书名的翻译是译者风格和原作内容结合的产物，从来没有所谓的一定之规。

2. 真问题还是“伪问题”

有文章称，“格调”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伪问题”（见《南方周末》1999年7月2日《新生活》专栏沈宏非的文章：《一切从〈格调〉开始》），此说法颇令人不解。如果说文章作者自己相当超越，生活格调问题并不进入他的生活，那么此事可以与之无关，但为何却必须与他人无关，因而要贬斥为“伪问题”呢？谁有权力为大众设定“真问题”、“伪问题”的判断标准？

按照社会学理论，社会问题是不能被凭空制造出来的，而是由社会需求、文化变革与经济发展决定的，并成为这些因素的外在表象和场景。随着经济生活的改善和个人财富的增加，人们追求生活格调的愿望也在生长。由于书中对等级社会里的种种恶俗和奢侈进行了精辟的描述和分析，《格调》一书很自然地抓住了中国读者的注意力。简单讲，人们之所以要阅读《格调》，是认为此书讨论的问题与自己的生活相关。

尽管此书谈论的是美国的社会等级与生活品味，但受全球市场和商业文化渗透的影响，各国社会生活中的共通性已经越来越普遍。因此，不仅仅是作者的视角具有启示性，作者描写的生活内容也已经有了大量的中国翻版。无视中国社会今天的生活形态或因对其缺乏观察而妄下断言，恰好暴露了知识分子的褊狭。不同文化中的“不可通约之处”固然存在，但由此便将生活格调处理为中国人的“伪问题”，却不具有任何说服力。

另一方面，按照这些批评家的逻辑，由于《格调》写的是美国，因而不是中国的“真问题”，其言外之意似乎是在说，中国人的生活不需要格调，在我看来这几乎是对国人的冒犯。也许中国人的生活再回到过去的“无差别”时代，才比较符合批评家们为国人设计的价值定位。虽然按照沈文的说法，讨论这个问题会“沦为最没有品味的行为之一”，但这一论断并没能阻止人们用大量的报刊篇幅从事这一“没有品味”的行为。

3. 中国之现实

既然争论集中在对中国现实的不同理解上，对这一现实的判定便显得十分必要了。我有时会大为好奇，《格调》批评者眼中的中国社会是否和我看到的是同一个现实。

我所使用的判断依据大致有三个方面：物质需求、文化需求和政治需求。在这些层面上，我观察到的情形是，无论衣、食、住、行等物质需求，还是教育、阅读、运动、娱乐、休闲等文化需求，以及越来越多地对法治、权利、社会公正等的政治需求，在今天的中国，都是人们迫切渴望全面改善的事物。如果实现这些需求的过程重新出现了社会分层，恐怕也是历史的必然，它既造成了差异，也提供了社会发展的动力。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如此变化在有些人看来几乎不能容忍？为什么给人们提示阶层定位和理解自己生活方式的书被视为“误导”？难道没有此书的出版，人们就会终止改善自己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的努力？他们到底怕什么呢？

显然，这些文章都认为只有金钱才可能提高生活品味。换句话说，只有金钱是划分等级和品味高下的标准，没钱的人断然不会有品味，由此而判定《格调》一书是在讥嘲穷人，标榜上层阶级的生活方式。这种看似出于同情“劳苦大众”而进行的批判，恰好是在向“劳苦大众”宣判：他们的生活品味将永远得不到改善，因为那是有钱人的专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