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图：人们学会在地球上寻找道路（第4/4页）

终于，航海者有了经度上的“教堂尖顶”，但是他们还面临另一个难题：在浩瀚的大海中央，他们将如何知道自己与格林尼治经线之间有多长的距离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英国政府在1713年成立了“经度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设立巨奖来奖励那些能使人们在茫茫海上确定经度的发明者。在两个多世纪前，10万美元的奖赏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它促使许多人为此做出巨大努力。当该委员会在19世纪上半叶解散时，它已花了50多万美元用于奖励那些“发明家”。

今天，这些人的大部分工作早已被我们遗忘，他们的发明成果也渐渐被历史淘汰，但是在重奖之下诞生的两项发明——六分仪和天文钟——直到今天仍有其使用价值。

六分仪的发明使得解决这个艰巨的问题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就像全世界在同一时间里探求同一个问题时经常发生的那样，有三个人宣称自己是六分仪的最早发明人，并为这个荣誉苦苦争斗。这三个人分别是英国的约翰•哈德勒和艾萨克•牛顿爵士以及美国费城的托马斯•戈德弗雷。

六分仪是一种复杂的仪器（一种可以夹在臂下，随身携带的小型海上观察仪），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测量出各种各样的角距离。这个发明来源于中世纪简陋的观象仪、直角仪和16世纪的四分仪。

航海界对天文钟的兴趣比对六分仪的问世所表现出的兴奋要大得多。这种精确可靠的计时装置诞生于1735年，比六分仪晚四年。它的发明者约翰•哈里森曾是个木匠，他是一个制造钟表的天才。他发明的天文钟计时如此准确，以至于能够以任何一种形式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准确无误地报出格林尼治时间，而且不受天气变化的影响。哈里森在天文钟里加了一个叫做“补偿弧”的装置，它可以通过调整平衡簧的长度，来调整因温度变化引起的热胀冷缩，所以天文钟完全不受温度和湿度变化的影响，一直能够走准。

经过漫长且有点儿尴尬的讨价还价，哈里森终于在他去世前三年（1773年）获得了10万美元的奖赏。今天，一艘海船无论身在何处，只要它带有一只天文钟（感谢哈里森），它就能准确地知道格林尼治时间。由于太阳每24小时围绕地球运行一周（其公转方向与地球自转方向恰好相反，我这么说是为了方便起见），每一小时经过15°经线，所以我们只要知道航船的当地时间和格林尼治时间，通过计算二者的时差就可以知道航船与本初子午线的距离了。

例如：如果我们能够确定航船所在位置的当地时间是12点（需要进行精心计算），而此时时钟上的时间（即格林尼治时间）是下午2点，我们又知道，既然太阳每小时要经过15°经线，那么我们的航船与格林尼治的距离就是2×15°＝30°。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航海日志上这样记录：某年某月某日中午，我们的航船到达西经30°。

现在，1735年的这件轰动一时的发明已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重要作用。现在，每天中午格林尼治天文台都向全世界准点报时，于是天文钟便很快成为一件华而不实的玩意了。实际上，如果我们相信领航员的能力，无线通讯就将毫不客气地取代所有复杂的表格和费力的计算。人类历史辉煌的一页将就此翻过，所有关于勇气、耐心和智慧的航海传奇也将销声匿迹。再也没有未经勘测的茫茫海洋了。那些面对惊涛骇浪，在片刻之间就迷失方向、不知所措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那个手持六分仪的人将从驾驶室里消失，他将坐在船舱里，把电话紧挨着耳朵问道：“喂，楠塔基特岛（或者，“喂，瑟堡岛”），我目前的位置是多少？”那些地方的领航员就会报出他目前所在的精确方位。事情就是如此简单。

为了使人们能够平安、舒适而颇有收获地横跨地球表面，人类已经做出了20多个世纪的努力，这20多个世纪的光阴并没有虚掷。这是人类历史上国际合作第一次成功的经历。中国人、阿拉伯人、印度人、腓尼基人、希腊人、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意大利人、挪威人、瑞典人、丹麦人、德国人，他们所有人都曾为这项工作作出过自己的贡献（至于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都无关紧要）。

讲述人类合作史上特殊的一章就要到此为止了。但是，下面还有许多别的内容，足以使我们忙碌很长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