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 如何研究经济史（第2/4页）

二、《大学》云：“有得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此处之所谓德，即是《大学》开首所谓明明德之明德。人类有此明德，才可相结集。人之结集，即是土地拓展。土地拓展了，则不患财用不充足。近代西方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则与此正相反。因于财用观点而拓展土地，而奴役人民，而斵丧明德，这就本末倒置了。《大学》此几句话，亦与近代人提倡的户口政策不同。近代人认为须有足够的土地，才能维持适当数量人口的生计。因此人口数量不该超过有限土地所能承担的生产力。在中国过去社会，此项理论殊不适用。因过去中国是一大陆农国，人群和合了，同时即是土地展拓了，也即是财用充裕了。因此说：“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大学》这一番理论，贡献给此下中国作为一种传统的经济政策之张本，我们不可不注意。

其三、荀子云：“圣人制礼义，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二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主张，我们的物质欲望不可超过现有的物质限度。当然现有的物质限度亦须能适应现有人之物质欲望。在此两者间，须能相互调节。使人的内心欲望与外在物质生产，双方相持而长。荀子此番话，亦是一种人文本位的经济理论。可以说，中国人一向的经济理论，都是以人文本位为立场，或说是以道德主义或礼义主义为立场的。人生的欲望，本可无限地扩张提高，但欲望无限提高，并非人生理想所在。若使物质经济常追随于人生欲望之后，而亦求其无限提高，此将使人生永成一无限。无限向前，却是无限的不满足，与无限的无休止。此将是人生之苦痛与祸害，决非人生之幸福与理想。故领导人向前者，应属之于道德与礼义，不应属之于欲望与经济。人之种种欲望与物质经济，同须受人生理想与道德之领导。

四

此项理论到汉代时，又出了几位有名人物如贾谊、晁错、董仲舒等，彼等之政治抱负与经济理想，大体言之，均是因袭上述儒家思想而来。我姑举董仲舒所言以资证明：

董仲舒云：“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使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当知社会决不能绝无贫富相差，但当使富者仅在社会上能表示其地位之较高而止。如大政治家、大艺术家、大科学家等，他们在社会上贡献比别人大，自当获得一份比别人较高的地位与待遇。此种差别是有理由的。即如当前共产主义国家里面，岂不是此辈人之地位与待遇仍然高出常人吗？此等差别，我们实无法反对。只是不要让人由富生骄，丧其明德，则于己无益，于人有害了。至于穷人，与富相较，则自见其穷。既有富，必有贫，亦所难免。但也要使贫者能获得他们低水准的必需，有他们低限度的生活，不要让他们内心老忧虑。

此处所引董仲舒之所谓富与贫，其实只是在同一水准上比较有此分别而已。无论富与贫，同样不该超水准，而此水准则以人生的理想为依归而树立。人都该能活着，而尤该活得近理想。即如目前西方国家，在亚、非地区所以不得人缘，有些就是患了富而骄的病。他们因和人贫富相差太悬殊，便不免视别人为落后民族，以为予以一些经济援助，便是拯救了这些地区。这一种内心，正是骄的表现。仅知有经济，不知经济以外有人生，则富必然会骄，因骄而生出人类相与之不和与不睦来。这些不和不睦，却非经济所能解决。

但富而骄固不可，贫而忧也须防。经济条件降落到一种必需水准之下去，这亦会发生人群间之不安与不和。董仲舒的意思，就是要在富而不骄，贫而不忧，高下有宽度的节限中，来维持一个相当有伸缩余地的社会经济水平。以此为限度而调均之。“此”字所指，主要即是一种德，如不骄不忧之心理状态，更重要过于不必需的经济条件。

汉武帝采用了董氏政策来节制资本，裁抑兼并，尤著者，如盐铁政策。据司马迁《史记》所云：“猗顿用盬盐起，而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盐铁为人生日常必需品，不当由私家操纵专利。汉武帝此项制度之用意，永为后世所承袭，遂使此后中国社会永远不能有垄断为利之大资本家出现。我们当知在此种制度之后面，实有一番人生理想与经济理论在作领导，故使中国社会在封建政制崩溃之后，不转到资本主义社会路上去。故自汉武帝开始建立士人政府之后，货殖游侠一批人物便潜消于无形。而自《史记》以后，除班固《汉书》因袭《史记》外，二十四史中也不再有货殖游侠列传了。即班氏《汉书》亦以此讥史公，谓其“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班氏此一评语，正可说明此下中国社会何以不再容游侠货殖中人得势的一般意见。

现在人不悟此中因由，以为惟有太史公有史学特识，故能提出此两列传，以后史家无太史公般识见，遂不知为货殖游侠写列传。其实此后中国社会已正式成为四民社会了，商人与游侠已失却其素封与新贵之地位，不能如汉初般在社会上发生出特殊作用，故后来史家也就无法再为他们另立专传。正为的是历史上无此现象，却不便是史家无此识见呀！

五

我们可以说，中国此下经济制度大体承袭了此一传统。先说保持必需经济的低水准方面。我将姑举几项大纲目言之。首先当言平均地权之一项，此即向来学者所爱言之井田思想。其在历史上见之实施者，为各时代之均田制。主要是裁抑兼并，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此乃中国历代政府所力求纠正者。随于土地政府而来者，如废除奴隶使成为自由民，以及历代赋税制度之主于轻徭薄赋，以及各项悯农、恤贫、救荒、赈灾、公积、义仓，及奖励社会私人种种义举善行，以宽假平民，力求安和，此皆中国两千年来政府所传统倡导尽力履行者。这些工作之背后，均受一群士大夫之鼓吹与支持。其意只在使一般人民的经济生活不堕落于过低水准。

再说防止经济超过高水准，走上不必需的经济之无限发展者，除上述盐铁政策，禁止日用必需品之为商人所垄断专利等以外，又如禁止商人进入仕途，此亦为中国传统法制一大端。董仲舒尝云：“明明求仁义，君子之事。明明求财利，小人之事。”此所谓小人，乃指只为私家私人谋生计满足，以其平素用心在私，故不能付之以国家之重任。明明求仁义，则是存心在公，非士人专一诗书，求明义理，不能有此。故付托以国家重任者，亦必在此辈。董仲舒又云：“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当知道义乃人生所必需，功利则往往有不必需又超于必需之外者，故当以道义为经济立限度。偏重功利，则易趋于无限度。董仲舒之言，极为近人诟病，其实就中国历史传统言，此等言论，皆有甚大影响，而非诚可诟病者。我们当细求其意旨所归，不当因其骤然看来和我们意见不同，便肆意轻蔑，不求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