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教育(第2/3页)

世界诸大宗教,都不免有尊天抑人之嫌。惟有中国儒家教义,主张由人合天。而在人群中,看重每一小己个人。由每一小己个人来尽性成德,由此人道来上合于天道。没有人道,则天道不完成。没有每一小己个人之道,则人道亦不完成。近代人喜言个人自由,实则中国儒家教义,主张尽性成德,乃是每一人之最高最大的自由。由此每一人之最高最大的自由,来达成全人类最高最大的平等,即是人人皆为上上第一等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儒家教义由此理想来教导人类,此为对人类最高最大之博爱,此即孔子之所谓仁。

中国儒家此一种教育理想与教育精神,既不全注重在知识传授与职业训练上,更不注重在服从法令与追随风气上,其所重者,乃在担任教育工作之师道上,乃在堪任师道之人品人格上。故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若要一人来传授一部经书,其人易得。若要一人来指导人为人之道,其人难求。因其人必先自己懂得实践了为人之道,乃能来指导人。必先自己能尽性成德,乃能教人尽性成德,《中庸》上说:“尽己之性,乃能尽人之性。”孔子被称为“至圣先师”,因其人品人格最高,乃能胜任为人师之道,教人亦能各自尽性成德,提高其各自之人品人格。

韩愈《师说》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其实此三事只是一事。人各有业,但不能离道以为业。如为人君,尽君道。为人臣,尽臣道。政治家有政治家之道。中国人常说信义通商,商业家亦有商业家之道。社会各业,必专而分,但人生大道,则必通而合。然人事复杂,利害分歧,每一专门分业,要来共通合成一人生大道,其间必遇许多问题,使人迷惑难解,则贵有人来解其惑。所以传道者必当授之业而解其惑。而授业解惑,亦即是传道。

孔子门下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言语如今言外交,外交政事属政治科。文学则如今人在书本上传授知识。但孔门所授,乃有最高的人生大道德行一科。子夏列文学科,孔子教之曰:“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则治文学科者,仍必上通于德行。子路长治军,冉有擅理财,公西华熟娴外交礼节,各就其才性所近,可以各专一业。但冉有为季孙氏家宰,为之理财,使季孙氏富于周公,此已违背了政治大道。孔子告其门人曰:“冉有非吾徒,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但季孙氏也只能用冉有代他理财,若要用冉有来帮他弑君,冉有也不为。所以冉有还得算是孔门之徒,还得列于政事科。至于德行一科,尤是孔门之最高科。如颜渊,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学了满身本领,若使违离于道,宁肯藏而不用。可见在孔门教义中,道义远重于职业。

宋代大教育家胡瑗,他教人分经义、治事两斋。经义讲求人生大道,治事则各就才性所近,各治一事,又兼治一事。如治民讲武,堰水历算等。从来中国学校,亦重专业教育,如天文、历法、刑律、医药等。近代教育上,有专家与通才之争。其实成才则就其性之所近,宜于专而分。中国传统教育,也不提倡通才,所提倡者,乃是通德通识。故曰:“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有了通德通识,乃为通儒通人。人必然是一人。各业皆由人担任。如政治、如商业,皆须由人担任。其人则必具通德,此指人人共通当有的,亦称达德。担任这一业,也须懂得这一业在人生大道共同立场上的地位和意义,此谓之通识。通德属于仁,通识属于智。其人具有通德通识,乃为上品人,称大器,能成大业,斯为大人。若其人不具通德通识,只是小器,营小事,为下品人。

中国人辨别人品,又有雅俗之分。俗有两种,一是空间之俗,一是时间之俗。限于地域,在某一区的风气习俗之内,转换到别一区,便不能相通,限于时代,在某一期的风气习俗之内,转换到另一期,又复不能相通。此谓小人俗人。大雅君子,不为时限,不为地限,到处相通。中国在西周初期,列国分疆,即提倡雅言雅乐,遂造成了中国民族更进一步之大统一。此后中国的文学艺术,无不力求雅化。应不为地域所限,并亦不为时代所限。文学艺术如此其他人文大道皆然。故《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此项大道,其实只在一个小己个人的身上,此一人便成为君子。但君子之道,并不要异于人,乃要通于人。抑且要通一大群一般人。故曰征诸庶民,要能在庶民身上求证。考诸三世,是求证于历史。建诸天地,是求证于大自然。质诸鬼神,是求证于精神界。此项大道,惟遇圣人,可获其首肯与心印。圣人不易遇,故将百世以俟。但此一君子,其实亦可谓只是一雅人。雅即通,要能旁通四海,上下通千古,乃为大雅之极。故既是君子,则必是一雅人。既是雅人,亦必是一君子。但没有俗的君子,亦没有雅的小人。只中国人称君子,都指其日常人生一切实务言。而中国人称雅人,则每指有关文学艺术的生活方面而言。故君子小人之分,尤重于雅俗之分。

中国传统教育,亦可谓只要教人为君子不为小人,教人为雅人不为俗人。说来平易近人,但其中寓有最高真理,非具最高信仰,则不易到达其最高境界。中国传统教育,极富宗教精神,而复与宗教不相同,其要端即在此。

中国传统教育,因寓有上述精神,故中国人重视教育,往往不重在学校与其所开设之课程,而更重在师资人选。在中国历史上,自汉以下,历代皆有国立太学。每一地方行政单位,亦各设有学校。乡村亦到处有私塾小学。但一般最重视者,乃在私家讲学。战国先秦时代,诸子百家竞起,此姑不论。在两汉时代,在野有一名师,学徒不远千里,四面凑集,各立精庐,登门求教,前后可得数千人。亦有人遍历中国,到处访问各地名师。下至宋、元、明三代,书院讲学,更是如此。所以在中国传统教育上。更主要者,乃是一种私门教育、自由教育。其对象,则为一种社会教育与成人教育。孔子死后,不闻有人在曲阜兴建一学校继续讲学。朱子死后,不闻有人在武夷、五曲,在建阳、考亭兴建一学校继续讲学。更如王阳明,只在他随处的衙门内讲学,连书院也没有。中国传统教育之主要精神,尤重在人与人间之传道。既没有如各大宗教之有教会组织,又不凭藉固定的学校场所。只一名师平地拔起,四方云集。不拘形式地进行其教育事业,此却是中国传统教育一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