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制度与教育思想（第4/9页）

郑玄稍前，有一郭泰亦当附说。郭泰亦当时一太学生。其时太学生数万人麇集京都，博士倚席不讲。又值朝政黑暗，激起太学清议，成为当时政治上一难对付之力量。而郭泰是太学生中之翘楚。同时又有符融，亦太学生，师事少府李膺。膺乃当时名公卿，但见融，必绝他宾客，听其言论，为之捧手叹息。郭泰家贫，从其姊夫借五千钱，远出从师。并日而食，衣不蔽形。及来太学，时人莫识。融介之于膺，时膺为河南尹，待以师友之礼。后泰归乡里，衣冠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辆。泰惟与膺同舟而济。众宾望之，视若神仙。时汉政已污浊不堪，太学亦有名无实。但公卿中有贤如李膺，太学生中有英特奇伟如符融、郭泰。其故事着之史籍，长供后人玩赏。虽无救于汉室之覆灭，但中国文化之内蕴，与夫其社会精力之充盛，可知此下尚有无穷生命，决不随一时朝政而俱潜。

郭泰可称为当时一极崇高之社会教育家，党锢事起，闭门教授，弟子以千数。经其识拔奖诱者，或值幼童，或在里肆，或事刍牧，或役邮驿，或从事屠沽，或出身卒伍。而其终皆成英彦，凡六十余人。尚有不少故事，见于史籍。后代史家评郭泰，谓虽墨翟、孟轲不能远过。时有孟昭，尚在童年，谓泰曰：“经师易遇，人师难遭，愿在左右，供给洒扫。”泰许之。夜中令作粥，进而呵之。三进三呵，昭不变容。泰乃与友善，卒成妙士。如此之类，不能备述。泰又自著一书，专论取士本末，惜遭乱丧亡。如郭泰，诚可谓在中国教育史上为师道树立一标格。今若目马融为经师，郭泰为人师，而郑玄则两者兼备，故益为后人所推重。

由此言之，论教育事业，注重制度，更该注重人物。制度可以坏而复修，人物则不可坏。制度可以随时而变，人物则自有一不可变之典型。有了制度无人物，制度是空的假的。有了人物无制度，可以随时创立制度，亦可有不成制度之制度出现。战国与东汉晚季，皆是无制度而有人物之时代。虽则人物不同，却有在文化传统下同一典型之存在。近人好言战国，忽视东汉，亦可谓终是一偏之见，应加纠正。

以上是叙述了秦汉大一统四百年之教育制度，当属中国教育史上教育制度演变之第三期。以下当续述三国、两晋、南北朝中国六百年来分崩时期之教育制度。

四

教育制度建立在上，而社会风气则鼓荡在下。西周公立教育制度破坏了，幸有战国先秦社会风气之在下鼓荡，因而重开出两汉公立教育制度之兴建。但东汉以下，政治解体，急切不能再统一，在此一时期之教育制度，当分两项叙述，一曰门第教育，又一曰寺院教育。

士族大门第之兴起，在东汉末年，已奠其根基。此下中央政府如弈棋之更置，而门第则自有传统，继绳不绝。外面战乱祸变相寻，内部则富贵安逸自如。社会重心，文化命脉，在下不在上，一皆寄托于此。逮及隋唐统一，时代开新，此辈大门第依然存在，而且有继续向荣之势。此决非无故而然。近人好言当时门第，乃古代封建贵族之变相复兴。其实一种势力之获得存在而维持，必有其内在一番生命力。而当时门第之内在生命力，则正在门第中之教育。

门第惟重教育，故曰家法、家范、家教、家风。一切法范风教，均以家为中心。其事主持于贤父兄，赓飏于贤子弟。其时则庄老清谈，已为门第中人所竟尚。以此长为后世诟病。但庄老清谈，已实际融为当时门第中人生活之一部分，而非支持门第一力量。不论郊游饮宴，乃至婚姻喜庆，都成为清谈之场合。宾朋毕集，觞酌流连，便有人提出一论题，或在正面加以主张发挥，或在反面施以驳辨疑难。此亦人生哲理中之一番提撕与陶冶，由教育转成为游戏。在游戏中却具教育意义。此亦可谓乃人生一最高艺术化。其实中国儒家之“儒”字，即含有艺术意义。故亦可谓人生艺术即人生道德，人生道德即人生艺术。此乃中国文化一最高大特征。则中国士族之成为门第，亦有其甚深涵义，所当特加讨论者。

要保持门第，故对外面事变处以冷静消极态度，此乃处乱世一权宜办法。又当时门第于清谈外，又重各种文学与各种艺术之修养。在此两方面，亦均有优异表现。虽不足在此大时代中培养出奋斗精神，但当时之门第，有如荒漠中一绿洲，洪流中一清渊。恬退宁静，虽于事功无建树，亦复小以保身，大以保家。庄老道家义，在当时可谓亦已运用得恰到好处了。

更有一层，为后人所忽略者，乃当时门第中之礼教。此则承袭儒家传统，亦是经学传统。当时门第乃能切实遵守，并因宜发挥，主要尤在丧服一端。此乃古人宗法与孝道之遗传，配合在当时门第实际情况下，斟酌恰当，发明合宜，其在此一方面之成绩，乃远非两汉经学所能逮。雷次宗因善讲丧服，当时举以与郑玄并尊。唐代杜佑《通典》，备载其时一切丧服上之研究，成为在经学中礼学一部分最复杂难整理之一项史料，此乃当时支持门第一重要中心，而为研讨当时社会史者所必知。其作用更在老庄清谈及各种文学艺术之上。若如近人眼光，只论当时门第所占之政治地位，及其经济情形，以为如此即可把握到当时门第存在与持续之所以然，则终不免为浅识无当之尤。当知研究此者为学术，奉行此者为风气。而所以蔚成此一代之学术与风气者，则主要在教育。此则当时门第在教育上亦必有其一套不成制度之制度亦可知。

其次当及当时之寺院教育。佛教东来，非有大批僧人随至。换言之，其来入中国者乃教义，非教徒。教义之宏阐，教法之流布，此皆属中国僧人事。其时不断有高僧大德络续出现。尤着者，在北方有道安，南方有慧远。其人虽属方外，其教虽本佛义，然论其人物典型，则俨然一代大师，与先秦儒墨，乃至两汉经师，面目虽非，精神则一。道安身遭乱世，山栖木食，潜遁讲学。徒众相随，四百余人。播迁流离，备历艰苦。后为朱序所拘，乃分张徒众，各随所之。临路诸长德，皆被诲约。惟慧远不蒙一言。远跪曰：“独无训勖，惧非人例。”安曰：“如汝岂复相忧。”远遂与弟子数十人，渡江行化。习凿齿在襄阳见道安，与谢安书有曰：“来此见释道安，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吾由来所未见。”慧远在庐山，僧人之秀群集，庐山见称为道德所居。相传其立白莲社，立誓入社者百二十三人，多方内名贤。此事真伪难定。要之，远公匡阜风教，广被南疆，并深溉后世，则断无可疑。而其先后僧人，播扬佛法，较之前世墨、孟、马、郑之往迹，衡其艰巨，决无逊让。苟非大德，则妙法莫宣。而非有教育之功，则高德名僧，亦无缘接迹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