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登天之道（第4/9页）

草堂寺住持宏林与鸠摩罗什塔

鸠摩罗什大师

在回停车处的路上，我们在院子里停下了脚步。地上铺满了柏叶，正在阳光下晾干。宏林说，和尚们自己做香，然后把它卖给香客，以支付修复大殿的开销。住在寺里的十多个和尚，用这笔钱去买建筑材料和有限的几样他们自己不能制作的东西。他们不需要买粮食，墙里面围着两公顷的好农田。

宏林记起我对访问隐士感兴趣，于是指着圭峰——圭峰位于太平谷谷口西南几公里处，它的顶峰与众不同，呈金字塔形——说，他自己曾经在圭峰上的一座茅篷里住了几年。他七十三岁了，十八岁就出家了。他问我愿不愿意去见一位九十四岁的老和尚——那位老和尚就住在顶峰下他过去的茅篷附近。我本来想接受他的好意，但是当他补充说，那位老和尚已经丧失了讲话的力气，而且还要跟山脚下的驻军军官打交道的时候，我婉言谢绝了。

不过圭峰这个名字，倒是我所知道的。它是宗密的谥号。9世纪的时候，宗密曾经是草堂寺的住持，而且他还是华严宗和禅宗的一个分支的创始人。当我们离开院子的时候，宏林停下来，打开了鼓楼的门，里面是宗密的墓碑。碑文是9世纪时的宰相裴休撰写的。裴休曾经记录了当时几位著名禅师的讲法，其中包括黄檗禅师。我对宏林的帮助表示感谢，并且告诉他，我更愿意待在山里。他害羞地笑了，于是我们道别。

在回沣峪口的路上，我在草堂寺南面不远处的一个葡萄园边停下来。借助一位农夫的帮助，我发现了自己一直在路西侧寻找的那个地方：兴福塔院的遗址。塔院里曾经有宗密的青莲塔，以及其他五十多位高僧的舍利塔。这些砖石建筑物都在“文革”期间被毁掉了。这个地方成了一片广阔的葡萄园中的一块大凹地。我已经听说地方官员们正在计划发掘舍利，并且打算把它们供奉起来，作为将来的旅游卖点。那位农夫说，这件事他也听说了。但是他仍然在精心地照管他的葡萄。

几分钟后，我回到了沣峪口村。在沣河河谷入口处的东面，我穿过一片光秃秃的树林——这片树林因为几棵野桃树而变得亮丽起来——爬到后安山的山脚下。很快我就来到一个小平台上，它已经被崭新的红墙灰瓦的丰德寺所占据了。丰德寺是几座与道宣有关系的寺庙之一。7世纪中期的时候，道宣曾经住在这座山上。

尽管丰德寺的围墙是新的，但是它曾经有过辉煌的岁月。生活仍然在继续着。在里面，我听见脚踏缝纫机的声音，看见蝴蝶花和樱桃树都开着花儿。这座寺庙现在是一座比丘尼道场。在外面，我遇到了住持妙觉。她六十岁了，是东北黑龙江人。在过去的墓园附近——那儿现在还有三座倾颓的石塔，她正在忙着收拾蔬菜。她歇下手头的活儿，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告诉我，现在这里住着三十多位尼师，但是她不知道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比丘尼道场的。9世纪的时候，当宗密住在这里写他关于禅宗分支的经典文章的时候，丰德寺还是一座比丘道场。

我回到村里，进入河谷：一条弯曲清澈的河，两侧是高高的悬崖，河的东岸有一条柏油路。不到两公里之后，我在一个叫柳林坪的地方停下来。我第一次来这儿的时候，是跟史蒂芬一起来的。但是史蒂芬回美国去了，我独自一人开始沿着通向山顶的新石阶向上爬去。远远的上面，在后安山的顶峰上，我能够望见道宣的舍利塔。前年的佛诞日，正是它把我们引到这儿来的。

半路上，我在净业寺停下来。在寺庙的大门上，我看见了我第一次来这里时欢迎我的那几个字“以法护法”。寺庙的狗叫起来。一位和尚出来了，把我领了进去。他告诉我，这只狗正在将功赎罪。几个月前的一个雨夜，它睡着了，有人翻墙溜了进来。因为杜仲树的树皮有医用价值，于是入侵者就把两棵杜仲树的树皮剥去卖了。这两棵树现在死了。它们是一千三百多年前道宣亲手种在寺庙的小院子里的。

道宣是律宗的创始人，而净业寺则是律宗的中心。公元621年，道宣二十五岁的时候，第一次来到这儿，住在山上较远处的一座茅篷里。后来，他搬到山下的寺庙里，这座寺庙是在他到来之前五十年建的。当他弟子的数目日渐增多的时候，他把这座寺庙建成了一个指导中心和供应基地，为那些住在这座山上净业寺附近的茅篷里的修行人供应吃穿。道宣除了撰写了中国早期和尚的传记以外，他还致力于统一那些规章制度——出家人根据它们来调整自己的生活，他还把这些规章制度——或者说戒律——作为宗教指导的基础。尽管律宗从来没有占据过首要地位，但是它仍然有自己的信徒；而且其他宗派的出家人也都遵从律宗的这个观点，即如果不过一种合乎正道的生活，就什么也成就不了。

净业寺

去年八月，当史蒂芬和我到净业寺参访的时候，我们遇到了宽明——一位二十八岁的和尚，他已经被委以监管寺庙修复工作的重任。在那次参访过程中，我问他，中国是否还有律宗大师。

宽明：清末有见月和弘一。现在有美国万佛城的梦参，福建莆田广化寺的圆彻，福建厦门南普陀的妙湛，还有乾县（沣峪口西北一百公里处）的通愿比丘尼。他们是我所知道的仅有的几位律宗大师。他们都一直在经济上支持净业寺的修复工程。他们都说，现在是终南山重新开始培养大师的时候了。

问：是什么促使你到这儿来的？

宽明：出家人是中国最自由的人了。我们想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文革”前，我们还有户口。现在只有那些长期住在寺庙里的和尚才需要登记。我们总是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到处参学。我在厦门佛学院学习以后，就来这儿修行。那是三年前。我下车的时候，身上总共只有一百二十块钱（相当于二十五美元）。我用这些钱在观音山上搭了一个茅篷。一个月后，我来这里参拜，遇见了两位老和尚。我们前世肯定有缘。我留下来了。后来，我回厦门去看梦师父，他同意承担修复净业寺的费用，把它变成一个修行道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