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84章 正人君子

“嗯，云路同志，应该说，希望工程为我国社会的道德重建和现代公民意识的确立作出了独到贡献。希望工程使大家懂得，除了依靠政府和个人奋斗之外，还有解决个人和社会问题的第三条道路。就是公民互助，自己动手解决自己的问题。在实施希望工程的过程中，潜藏在我国社会内部的、建立在自治基础上的互助精神和互助行为得到充分的发掘和弘扬。与希望工程相联系的一整套管理方式和组织体制还为这种自治精神和互助行为的实现提供了组织和制度基础。”柳俊徐徐说道。

陈云路脸上诧异神色一闪即逝，恭谨地说道：“柳书记这个总结太正确了。正是这么回事。希望工程的事实，唤起了很多人的良知和公德心！”柳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微笑着说道：“云路同志，青基会的工作做得很不错。”陈云路忙即说道：“多谢柳书记表扬，我们做得还很不够。”柳俊摆了摆手，说道：“云路同志，我不是在和你说客气话。青基会在希望工程的操作上，有很多独创的手法，非常成功。事实上，希望工程已经不仅仅只是一个公益事业了，对于巩固国家青基会的地位，加强与省级青基会的互动联系，都有很大的帮助。将一个公益工程的作用发挥到这种地步，很不简单。”陈云路便颇为激动，但激动的同时，也暗暗心惊，都说柳衙内厉害，果然名不虚传。上任才几天，就对青基会的许多“手法”有了十分深刻的认识。

基于国内的政治体制和行政体系，国家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是一个很独特的机构。它有主管单位，有行政级别，但同时，又是一个面向社会的公募基金会。这就令得青基会有很多外部关系要协调处理。这些外部关系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与省级青基会的关系、与政府的关系、与媒体的关系以及与同类公募基金会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与省级青基会的关系。

严格地说，国家青基会与省级青基会的关系属于“伙伴关系”而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因为从政策法规上，尚不允许国家青基会建立地域分支机构，故此各省级青基会是由团省委建立并受其管理的，中国青基会和省级青基会在体制地位、资源动员方式、管理理念等很多方面还存在着很大差异，省级青基会更依赖于行政体制。

现实情况是，在团省委所管的单位中，青基会机关化色彩最浓，自主权最小，事业化程度最低，社团的概念谈之又淡。地方青基会的行政化倾向与国家青基会的自治化倾向所形成的反差势必会影响中国青基会的长远发展。

国家青基会充分利用希望工程的巨大影响力，有效地加强了对地方青基会的掌控。

譬如曾有某省级团委建立“希望工程”基金会不愿纳入全国青基会系统，经团中央调解仍无效果，国家青基会采取的办法不是通过强制手段解决，而是在《人民日报》上刊登了全国“希望工程”合法募捐机构名单，这个名单中没有该省团委。名单公布以后，该省团委立刻陷入不利的公众舆论之中，最后自愿归于国家青基会的管理之下。

柳俊笑着说道：“将希望工程进行服务性商标注册，不愧是神来之笔！”听柳俊说起这个，陈云路也笑了起来，脸上略略浮现起一丝矜持的神色。诚如柳俊所言，这个动作，确实是神来之笔，是最具革命性的突破。

九五年中，陈云路就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正式提出国家青基会“希望工程”服务商标的注册申请。经过多次协商，于九六年底，国家工商局发布《关于对在经营活动领域使用“希望工程”名义加强管理的通知》使青基会对“希望工程”的所有权得到了行政保护。九七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正式向国家青基会颁发了“希望工程”服务商标注册证，标志着国家青基会对“希望工程”的所有权得到了法律保护。将一项公益性社会活动的名称注册为服务商标，纳入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在我国尚属首创。这一举措的重要意义在于，使得国家青基会通过法律手段得到了对各省级基金会的控制。在此之前，由于各级基金会与中国青基会是相互独立的，虽然出于对国家青基会的信任，自觉接受国家青基会的领导，但是这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是软性的。而在此之后，国家青基会与各省级基金管理机构之间签署的协议，具有了国家机器提供的法律约束力。

早在六年前，陈云路就有如此远见，可见也是很难得的人才，颇具创造性思维。

“云路同志，青基会和希望工程，为我们国家的公益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我很想知道，你和青基会的同志们，对下一步工作的安排和筹划。”柳俊对青基会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陈云路忙即说道：“因为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上学的权利，得到了很大的保障和提高，所以，希望工程也应该随之进行转型，即由对贫困地区失学儿童的普遍救助转移到对‘希望工程’优秀受助生的跟踪培养和对希望小学校的后续扶持上来。青基会不再直接接受救助失学儿童的捐款。希望小学由硬件建设为主转向以教师培训、现代化教学设施配置等软件建设为主。上世纪九十年代，正是我国政府致力于扶贫攻坚和实现普九目标的十年。政府扶贫的力度不断加大，通过财政拨款用于资助失学儿童和贫困地区教育的专款数额已远远超过我们所筹集的资金；‘春蕾计划’、‘烛光工程’等公益项目和社会上自发性的捐资助学、助教活动广泛出现；贫困地区经济、教育水平和人民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希望工程’筹集资金救助的效用和地位已经弱化，继续把‘救助因贫失学儿童’作为全局性的工作目标也已不合时宜。很显然，‘希望工程’已经渡过了它的鼎盛期，如果继续一味去追求筹资资助规模，不能增添新的光彩，而只会不可避免地面对管理成本的加大而边际效应递减的现实。更为严惩的是，由于队伍疲惫而出现的管理懈怠，捐款‘体外循环’，管理不善而使‘希望工程’蒙辱，加上如香港某些杂志的恶意诽谤和凯觎，这些都是悬在我们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剑。直到今天，‘希望工程’在人们心中还是比较完美社圣的事物，在社会对‘希望工程’管理质量的要求近乎苛刻的背景下，任何一个局部的恶性事故的出现，都可能使‘希望工程’的崇高声誉毁于一旦，万劫不复！假如真像一些媒体渲染的那样，‘希望工程’成了‘豆腐渣’，那时候，我们就不再是成就了一项光辉事业的功臣，而是毁灭了一种神圣的罪人……”陈云路说着，神情严肃起来，也很有一些感慨。